明朝那些事儿第八卷（下）_山东工业技师学院招生就业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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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三年（1623），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金州（今辽宁金州），而且占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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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集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两百多，后来袁崇焕上岛清人数时，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
　　（天启）三年，文龙占金州。

　　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
　　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
　　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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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三年（1623），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桂。
　　满桂，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
　　满桂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显赫，然而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那么恭喜你，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桂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
　　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
　　天启二年（1622），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荤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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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不怎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他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哪就倒霉，且全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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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实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会故伎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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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撩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惊变
　　天启元年（1620），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有的，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
　　天启五年（1624），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
　　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他认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
　　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锦州嘛，又小又穷，派兵守还要费粮食，谁要谁就拿去。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到了锦州。

　　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
　　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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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关锦防线，是指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该防线全长四百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极为坚固。
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
历史还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
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此后长达十余年时间里，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
这是一个科学、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
锦州，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
这就是说，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

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
不能。
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回家十分方便，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十八辆。
我顿时不寒而栗，这意味着，三百多年前的明朝，要前往辽东，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锦州是唯一的选择。
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攻克不了。
当然，有人会说，锦州不过是个据点，何必一定要攻陷？只要把锦州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宁远，不就行了吗？
是的，按照这个逻辑，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只要把宁远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山海关，不也行吗？
这样看来，努尔哈赤实在太蠢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没想到呢？

我觉得，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去洗把脸，清醒清醒。
假定你是努尔哈赤，带了几万兵，到了锦州，锦州没人打你，于是，你又到了宁远，宁远也没人打你，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山海关，准备发动攻击。
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惊喜的发现，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准备把你一锅端——除非这两地方的守将是白痴。
现在你有大麻烦了，眼前是山海关，没准十天半月攻不下来，请屁股后面的军队别打你，估计人家不干，就算你横下一条心，用头把城墙撞破，冲进了关内，抢到了东西，你也总得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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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没长翅膀，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宁远——锦州……
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不是吗？
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不怕刘备，偏偏就怕马腾、马超——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

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将领，训养了若干士兵。
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
但对于这一切，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
祖大寿、吴襄、满桂、赵率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
自万历四十六年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綎、杜松、王化贞、袁应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拨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
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话虽如此，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这位督师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
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

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
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
所谓八大贝勒，分别是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
在这八个人里，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猛，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猛，故称四小贝勒。
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多尔衮。
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
多尔衮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且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
事实上，大贝勒代善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非常勇猛，在与明朝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

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努尔哈赤决定，挑选一个目标，由代善发动攻击，以试探孙承宗的虚实，而他选定的这个目标，就是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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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
首先锦州非常坚固。在修城墙方面，孙承宗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那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没有大炮是不行的。
大炮也是有的，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头。
其实一直以来，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也很经用，后来之所以荒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万历前期，皇帝陛下精神头足，什么事都愿意折腾，后来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个安全事故，是很麻烦的。
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就是他的试点城市。

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架云梯、冲车往城里冲。
此时的锦州守将，是赵率教。应该说，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面对着在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在赔上若干架云梯，若干条性命，却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停止进攻。
虽然停止进攻，但代善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
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代贝勒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
这支部队是驻守前屯、松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送行。
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
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到自己屁股后面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
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但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

然后，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正朝这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
但代善不愧是代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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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来去自如只是一个幻想，很快代善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重围。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部伤亡十分惨重。好在来的多是骑兵，机动力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条活路，一口气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贝勒阿敏，魂才算漂回来。
此战明军大胜，击溃后金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六百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几年里，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
可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
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他就算赢了。

努尔哈赤就不同了，他的任务是抢，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都没有。据说有些地方，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努先生完全是原生态，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
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的类型，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孙承宗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相貌奇伟（画像为证），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都不干，他干），非常低调（从不出兵闹事），经常埋头苦干（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压根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光复辽东，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
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
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
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刨你两亩地，每次都不多占，但占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

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地后退，直到天启五年（1625）十月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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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
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
必须说明的是，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
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
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
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
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
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
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
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
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
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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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
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
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

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
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事实上，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
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对于此人的描述都只有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

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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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
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
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长。
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长）、县丞（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几个人而已。

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
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
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
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
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
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1460]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1461]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王安，只是想赌一把。
一年后，他赌赢了。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当杨涟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
杨涟说，皇上已经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继位，以防有变。
王安说，目前情形不明，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杨涟说，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
王安说，事关重大，再等等。

僵持不下时，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官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
他对王安说：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待，必须立即入宫。
一直以来，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即位。
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
继杨涟之后，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璟、韩旷、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
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看得出，新皇帝要即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
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朝廷内外，浙党遍布。

[1462]

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
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过几次，也没能搞定。
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
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能死，没得拼。
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
汪文言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

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
梅之焕，字彬父，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
此人出身名门，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地要走。
阅兵的人不干，告诉他你要不露一手，今天就别想走。
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长揖上马而去）。
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

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
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地说，是湖北麻城人。
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到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
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
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

[1463]

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
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

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
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掘出来，修理一顿。
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
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
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掺合，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不必当真。
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且相当不客气：
“如果江陵（指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

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官应震。
官应震，是楚党的首领，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
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官应震，开始搞小动作。
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
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
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1464]

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呆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年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
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干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
[1465]

　　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
　　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
　　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先是魏进忠，后是李进忠。
　　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
　　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
　　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
　　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
　　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混混的幸福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1466]

　　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
　　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
　　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
　　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为了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

　　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
　　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1467]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

　　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

[1468]

　　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
　　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一百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容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
　　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
　　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
　　所以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地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可取代。

　　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
　　在那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干工作，斗智斗勇，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
　　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韧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流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
　　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到达终点
　　但许多人不知道，有些不那么聪明，不那么优秀，不那么有天分的人，也能走到终点。
　　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太监之路。

　　太监不需要饱读诗书，不需要层层培训，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苦苦挣扎，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直接获取成功，只需要讨好一人——皇帝。
　　皇帝就是老板，就是CEO,就是一言九鼎，总而言之，是说了就算的人物。
　　而太监，就在皇帝的身边，所以只要哄好皇帝，太监就能得到权力，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
　　这就是有明一代，无数的人志愿成为太监的全部、真实的原因。
　　但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阉割问题。

[1469]

　　魏忠贤当政以后，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
　　但这种行为，就好比骂自己的儿子是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
　　我一直坚信，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
　　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还真得要点功夫。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人身上割点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位，稍有不慎，命就没了。
　　所以很多年以来，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获得官方认证。
　　一般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
　　所有说，东方不败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复杂的手术，且毫无后遗症（至少我没看出来），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估计是白扯。
　　魏忠贤不是武林高手（不算电影电视），要他自我解决，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找人帮忙。
　　可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我估算了一下，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块。

　　这可就为难魏公公了，身上要有这么多钱，早拿去赌博翻本，哪犯得着干这个？
　　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钱。
　　但现实摆在眼前，不找工作是不行了，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
　　果不其然，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
　　成功自宫后，魏忠贤跑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

[1470]

　　事情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二十。
　　这可要了命了，年龄是硬指标，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孩子，哪个太监师傅愿意带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纯粹浪费粮食。
　　魏忠贤急了，可急也没用，招聘规定是公开的，你不去问，还能怪谁？
　　可事到如今，割也割了，又没法找回来，想再当混混，没指望了，要知道，混混虽然很混，也瞧不起人妖。
　　宫进不去，家回不去，魏公公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具体情况他本人不说，所以我也没法同情他，但据说是过得很惨，到后来，只能以讨饭为生，偶尔也打打杂工。
　　万历十六年（1588），穷困至极的魏忠贤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佣人的工作。

　　他的命运就此改变。
　　一般说来，寻常人家找佣人，是不会找阉人的，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是因为这户人家的主人，也是个阉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孙暹，是宫中的太监，准确地说是太监首领，他的职务，是司礼监秉笔太监。
　　这个职务，是帮助皇帝批改奏章的，前面说过很多次，就不多说了。
　　魏忠贤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起早贪黑，日干夜干，终于有一天，孙暹找他谈话，说是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愿意保举他进宫。
　　万历十七年（1589），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魏忠贤终于圆了他的梦，进宫当了一名太监。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是火者。
　　实际上，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阉人，在刚入宫的时候，只是宦官，并不是太监，某些人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
　　因为太监，是很难当上的。
　　宫里，能被称为“太监”的，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太监以下，是少监，少监以下，是监丞，监丞以下，还有长随、当差。
　　当差以下，就是火者了。
　　那么魏火者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扫地、打水、洗马桶、开大门等等。

　　很明显，这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而且进宫这年，魏忠贤已经二十一岁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魏忠贤很不受人待见。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魏忠贤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任何名头，因为他的年龄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经常被人呼来喝去，人送外号“魏傻子”。
　　但这一切，全都是假象。

[1471]

　　据调查（本人调查），最装牛的傻人，与人接触时，一般不会被识破。
　　而最装傻的牛人，在与人接触时，一辈子都不会被识破。
　　魏忠贤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
　　许多人评价魏忠贤时，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才是傻子。
　　能在明朝当官，且进入权力核心的这拨人，基本都是高智商的，加上官场沉浮，混了那么多年，生人一来，打量几眼，就能把这人摸得差不多，在他们面前耍花招，那就是自取其辱。

　　而在他们的眼中，魏忠贤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年纪大，傻不拉矶的，每天都呵呵笑，长相忠厚老实，人家让他干啥就干啥，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意，所以从明代，直到今天，很多人认定，这人就是个傻子，能混成后来那样，全凭运气。
　　这充分说明，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后，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群众。
　　在我看来，魏忠贤固然是个文盲，却是一个有天赋的文盲，他的这种天赋，叫做伪装。
　　一般人在骗人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在骗人，而据史料分析，魏公公骗人时，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他骗人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
　　在宫里的十几年里，他就用这种天赋，骗过了无数老滑头，并暗中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个叫做魏朝。
　　这位魏朝，也是宫里的太监，对魏忠贤十分欣赏，还帮他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的名字，叫做典膳。

　　所谓典膳，就是后宫管伙食的，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除了混吃混喝，没啥油水。
　　管伙食固然没什么，可关键在于管谁的伙食。
　　魏公公的服务对象，恰好就是后宫的王才人。这位王才人的名头虽然不响，但他儿子的名气很大——朱由校。
　　正是在那里，魏忠贤第一次遇见了决定他未来命运的两位关键人物——朱常洛父子。
　　虽然见到了大人物，但魏忠贤的命运仍无丝毫改变，因为王才人身边有很多太监，他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个，平时连跟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此时朱常洛还只是太子，且地位十分不稳，随时可能被拿下，所以他老婆王才人混得也不好，还经常被另一位老婆李选侍欺负。

[1472]

　　这么一来，魏忠贤自然也混得差，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魏忠贤进宫二十周年纪念之际，他混到了人生的最低点：由于王才人去世，他失业了。
　　失业后的魏忠贤无计可施，只能回到宫里，当了一个仓库保管员。
　　但被命运挑选的人，注定是不会漏网的，在经过无数极为复杂的人事更替，误打误撞后，魏忠贤竟然摇身一变，又成了李选侍的太监。
　　正是在这个女人的手下，魏忠贤第一次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这位入宫三十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太监突然焕发了青春，他不等不靠，主动接近李选侍，拍马擦鞋，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成为了李选侍的心腹。
　　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掌握帝国未来继承人（朱由校），且和他一样精明、自私、无耻的女人，将大有作为。

　　万历四十八年（1620），魏忠贤的机会到了。
　　这一年七月，明神宗死了，明光宗即位，李选侍成了候选皇后，朱由校也成了后备皇帝。
　　可是好景不长，只过了一个月，明光宗又死了，李选侍成了寡妇。
　　当李寡妇不知所措之时，魏忠贤及时站了出来，开导了李寡妇，告诉她，其实你无需失望，因为一个更大的机会，就在你的眼前：只要紧紧抓住年幼的朱由校，成为幕后的操纵者，你得到的，将不仅仅是皇后甚至太后的头衔，而是整个天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可惜绝非独创，朝廷里文官集团的老滑头们，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在东林党人的奋力拼杀下，朱由校又被抢了回去，李选侍就此彻底歇菜，魏忠贤虽然左蹦右跳，反应活跃，最终也没逃脱下岗的命运。

　　正是在这次斗争中，魏忠贤认识了他宿命中的对手，杨涟。
　　杨涟，是一个让魏忠贤寒毛直竖的人物。
　　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在抢人的路上。杨涟抢走朱由校，魏忠贤去反抢，结果被骂了回来，哆嗦了半天。
　　第二次相遇，是他奉命去威胁杨涟，结果被杨涟威胁了，杨大人还告诉他，再敢作对，就连你一块收拾。
　　魏忠贤相当识趣，掉头就走，从此以后，再不敢惹这人。
　　总而言之，在魏忠贤的眼中，杨涟是个不贪财，不好色，不怕事，几乎没有任何弱点，还特能折腾的人，而要对付这种人，李选侍是不够分量的，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主人。
　　这种现象，即所谓对食。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是后宫里的经典剧目，经常上演，一般皇帝也不怎么管，但要遇到凶恶型的，还是相当危险。比如明成祖朱棣，据说被他看见，当头就是一刀，眼睛都不眨。
　　

　　
　　

[1476]

　　到明神宗这代，开始还管管，后来他都不上朝，自然就不管了。
　　但魏忠贤要跟客氏“对食”，还有一个极大的障碍：客氏已经有对象了。
　　其实对食，和谈恋爱也差不多，也有第三者插足，路边野花四处踩，寻死觅活等俗套剧情，但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
　　因为客氏的那位对食，恰好就是魏朝。
　　之前我说过了，魏朝是魏忠贤的老朋友，还帮他介绍过工作，关系相当好，所谓“朋友妻，不可欺”，实在是个问题。
　　但魏忠贤先生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无耻，面对朋友的老婆，二话不说，光膀子就上，毫无心理障碍。

　　但人民群众都知道，要找对象，那是要条件的，客氏就不用说了，皇帝的乳母，宫里的红人，不到四十，“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而魏朝是王安的下属，任职乾清宫管事太监，还管兵仗局，是太监里的成功人士，可谓门当户对。
　　相比而言，魏忠贤就寒掺多了，就一管仓库的，靠山也倒了，要挖墙脚，希望相当渺茫。
　　但魏忠贤没有妄自菲薄，因为他有一个魏朝没有的优点：胆儿大。
　　作为曾经的赌徒，魏忠贤胆子相当大，相当敢赌。表现在客氏身上，就是敢花钱，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不但拍客氏马屁，花言巧语，还经常给她送名贵时尚礼物，类似今天送法国化妆品，高级香水，相当有杀伤力。
　　这还不算，他隔三差五请客氏吃饭。吃饭的档次是“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桌六十个菜，要花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银子，大约是人民币四万多，就一顿饭，没落太监魏忠贤的消费水平大抵如此。

　　人穷不要紧，只要胆子大，这就是魏忠贤公公的人生准则。其实这一招到今天，也还能用，比如你家不富裕，就六十万，但你要敢拿这六十万去买个戒指求婚，没准真能蒙个把人回来。
　　外加魏太监不识字，看上去傻乎乎的，老实得不行，实在是宫中女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在短短半年内，客氏就把老情人丢到脑后，接受了这位第三者。
　　然而在另外一本史籍中，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1477]

　　几年后，一个叫宋起凤的人跟随父亲到了京城。因为他家和宫里太监关系不错，所以经常进宫转悠，在这里他看到很多，也听到了很多。
　　几十年后，他把自己当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取名《稗说》。
　　所谓稗，就是野草。宋起凤先生的意思是，他的这本书，是野路子，您看了爱信不信，就当图个乐，他不在乎。
　　但就史料价值而言，这本书是相当靠谱的。因为宋起凤不是东林党，不是阉党，不存在立场问题，加上他在宫里混的时间长，许多事是亲身经历，没有必要胡说八道。
　　这位公正的宋先生，在他的野草书里，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
　　“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

　　这句话，通俗点说就是，魏忠贤虽然割了，但没割干净。后半句儿童不宜，我不解释。
　　按此说法，有这个优势，魏忠贤要抢魏朝的老婆，那简直是一定的。
　　能说话，敢花钱，加上还有太监所不及的特长，魏忠贤顺利地打败了魏朝，成为了客氏的新对食。
　　说穿了，对食就是谈恋爱，谈恋爱是讲规则的，你情我愿，谈崩了，女朋友没了，回头再找就是了。
　　但魏朝比较惨，他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
　　因为魏忠贤是个无赖，无赖从来不讲规则，他不但要抢魏朝的女朋友，还要他的命。天启元年（1620），在客氏的配合下，魏朝被免职发配，并在发配的路上被暗杀。

　　魏忠贤之所以能够除掉魏朝，是因为王安。
　　作为三朝元老太监，王安已经走到了人生的顶点，现在的皇帝，乃至于皇帝他爹，都是他扶上去的，加上东林党都是他的好兄弟，那真是天下无敌，比东方不败猛了去了。
　　可是王安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喜欢高帽子。
　　高帽子，就是拍马屁。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真可谓是至理名言，无论这人多聪明，多精明，只要找得准，拍得狠，都不堪一击。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就知道，马屁，是有声音的。
　　但魏忠贤的马屁，打破了这个俗套，达到马屁的最高境界——无声之屁。

　　
　　
　　

[1478]

　　每次见王安，魏忠贤从不主动吹捧，也不说话，只是磕头，王安不叫他，他就不去，王安不问他，他就不说话。王安跟他说话，他不多说，态度谦恭点到即止。
　　他不来虚的，尽搞实在的，逢年过章送东西，还是猛送，礼物一车车往家里拉。于是当魏朝和魏忠贤发生争斗的时候，他全力支持了魏忠贤，赶走了魏朝。
　　但他并不知道，魏忠贤的目标并不是魏朝，而是他自己。
　　此时的魏忠贤已经站在了门槛上，只要再走一步，他就能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王安，就站在他的面前。必须铲除此人，才能继续前进。
　　跟之前对付魏朝一样，魏忠贤毫无思想障碍，朋友是可以出卖的，上级自然可以出卖，作为一个无赖、混混、人渣，无时无刻，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本性。

　　可是怎么办呢？
　　王安不是魏朝，这人不但地位高，资格老，跟皇帝关系好，路子也猛，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都经常去他家串门。
　　要除掉他，似乎绝无可能。
　　但是魏忠贤办到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天启元年（1620），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因为犯了事，被罢免了。
　　在当时，卢受虽然地位高，势力却不大，所以这事并不起眼。

　　王安，正是栽在了这件并不起眼的事情上。
　　前面讲过，在太监里面，最牛的是司礼太监，包括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若干人。
　　作为司礼监的最高领导，按照惯例，如职位空缺，应该由秉笔太监接任。在当时而言，就是王安接任。
　　必须说明，虽然王安始终是太监的实际领导，但他并不是掌印太监，具体原因无人知晓。可能是这位仁兄知道枪打出头鸟，所以死不出头，想找人去顶缸。
　　但这次不同了，卢受出事后，最有资历的就剩下他，只能自己干了。
　　但魏忠贤不想让他干，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要让王安坐上去，自己要出头，只能等下辈子了。

　　可是事实如此，生米做成了熟饭，魏忠贤无计可施。
　　王安也是这么想的，他打点好一切，并接受了任命。按照以往的惯例，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上疏。主要意思无非是我无才无能，干不了，希望皇上另找贤能之类的话。
　　接受任命后，再写这些，似乎比较虚伪，但这也是没办法，在我们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成功是不能得意的，得意是不能让人看见的。
　　几天后，他得到了皇帝的回复：同意，换人。
　　
　　

　　

[1479]

　　王安自幼入宫，从倒马桶干起，熬到了司礼监，一向是现实主义者，从不相信什么神话。但这次，他亲眼看见了神话。
　　写这封奏疏，无非是跟皇帝客气客气，皇帝也客气客气，然后该干嘛干嘛，突然来这么一杠子，实在出人意料。
　　但更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被勒令退休，彻底赶出了朝廷。而那个他亲手捧起的朱由校，竟然毫无反应。
　　魏忠贤，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苦思冥想后，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你要走，我批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
　　但这个创意的先决条件是，皇帝必须批准，这是有难度的。因为皇帝大人虽说喜欢当木工，也没啥文化，但要他下手坑捧过他的王公公，实在需要一个理由。
　　魏忠贤帮他找到了这个理由：客氏。

　　乳母、保姆、外加还可能有一腿，凭如此关系，要他去办掉王公公，应该够了。
　　王安失去了官职，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凄惨离去。此时他才明白，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尔虞我诈的权谋，扶植过两位皇帝的功勋，都抵不上一个保姆。
　　心灰意冷的他打算回去养老，却未能如愿。因为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斩草除根，这人不是魏忠贤。
　　以前曾有个人问我，在整死岳飞的那几个人里，谁最坏？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秦桧。
　　于是此人脸上带着欠揍的表情，微笑着对我说，不对，是秦桧他老婆。

　　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是对的。
　　我想起了当年读过的那段记载，秦桧想杀岳飞，却拿不定主意干不干，于是他的老婆，李清照的表亲王氏告诉他，一定要干，必须要干，不干不行，于是他干了。
　　魏忠贤的情况大致如此，这位仁兄虽不认朋友，倒还认领导，想来想去，对老婆客氏说，算了吧。
　　然后，客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移宫时，对外传递消息，说李选侍挟持太子的，是王安，东林党来抢人，把太子拉走的，是王安；和东林党串通，逼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的，还是王安。此人非杀不可！”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表情十分严肃，态度十分认真。

　　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信乎。
　　
　　
　　

[1480]

　　魏忠贤听从了老婆的指示，他决定杀掉王安。
　　这事很难办，皇帝大人比魏忠贤厚道，他固然不用王安，却绝不会下旨杀他。
　　但在魏忠贤那里，就不难办了。因为接替王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他的心腹王体乾，而他自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大权在握，想怎么折腾都行，反正皇帝大人每天都做木匠，也不大管。
　　很快，王安就在做苦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夜里突然就死掉了，后来报了个自然死亡，也就结了。
　　至此，魏忠贤通过不懈的无耻和卑劣，终于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成为了最大的特务。皇帝的往来公文，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才能通过，最少也是一言八鼎了。
　　然而，每次有公文送到时，他都不看，因为他不识字。

　　在文盲这一点上，魏忠贤是认账且诚实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国家大事，总是把公文带回家，给他的狗头军师们研究，有用的用，没用的擦屁股垫桌脚，做到物尽其用。
　　入宫三十多年后，魏忠贤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
　　但还不是顶峰。
　　战胜了魏朝，除掉了王安，搞定了皇帝，但这还不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东林党。
　　于是，在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魏忠贤经过仔细思考、精心准备，对东林党发动攻击。
　　具体行动包括，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包括刘一璟、周嘉谟、杨涟等人，表示自己刚上来，许多事情还望多多关照，并多次附送礼物。

　　此外，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工作努力认真，值得信赖，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表达敬意。
　　除去遭遇车祸失忆，意外中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是0%，所以结论是，这些举动都是伪装。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
　　有必要再申明一次，这句话我没有写错。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向是比较复杂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凑合就凑合，能糊弄就糊弄。向上追溯，真正执着到底，绝不罢休的，估计只有山顶洞人。

　　魏忠贤并不例外，他虽然不识字，却很识相。
　　
　　
　　

[1481]

　　他非常清楚，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且都是读书人，其实手握重拳并不可怕，书呆子才可怕。
　　自古以来，读书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文人，另一种叫书生。文人是“文人相轻”，具体特点为比较无耻外加自卑。你好，他偏说坏；你行，他偏说不行；胆子还小，平时骂骂咧咧，遇上动真格的，又把头缩回去，实在是相当之扯淡。
　　而书生的主要特点，是“书生意气”，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认死理，平时不惹事，事来了不怕死。关键时刻敢于玩命，文弱书生变身钢铁战士，不用找电话亭，不用换衣服，眨眼就行。
　　当年的读书人，还算比较靠谱，所以在东林党里，这两种人都有，后者占绝大多数，形象代言人就是杨涟，咬住就不撒手，相当头疼。
　　这种死脑筋，敢于乱来的人，对于见机行事、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实在是天然的克星。
　　所以魏忠贤死乞白赖地要巴结东林党，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嘛，我又不想当皇帝，最多也就是个成功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有啥不同的。

　　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
　　最不给面子的，是赵南星。
　　在东林党人中，魏忠贤最喜欢赵南星，因为赵南星和他是老乡，容易上道，所以他多次拜见，还人前人后，逢人便夸赵老乡如何如何好。
　　可是赵老乡非但不领情，拒不见面。有一次，还当着很多人的面，针对魏老乡的举动，说了这样一句话：宜各努力为善。
　　联系前后关系，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各自干好各自的事就行了，别动歪心思，没事少烦我。
　　魏忠贤就不明白了，王安你们都能合作，为什么不肯跟我合作呢？
　　其实东林党之所以不肯和魏忠贤合作，不是因为魏忠贤是文盲，不是因为他是无赖，只是因为，他不是王安。
　　没有办法，书生都是认死理的。虽然从本质和生理结构上讲，王安和魏忠贤实在没啥区别，都是太监，都是司礼监，都管公文，但东林党一向是做熟不如做生，对人不对事，像魏忠贤这种无赖出身，行为卑劣的社会垃圾，他们是极其鄙视的。
　　
　　
　　

[1482]

　　应该说，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的，值得敬佩的，却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治的最高技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妥协。
　　魏忠贤愤怒了，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不仅是因为东林党拒绝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被鄙视了。
　　这个世上的人分很多类，魏忠贤属于江湖类，这种人从小混社会，狐朋狗友一大串，老婆可以不要，女儿可以不要，只有面子，是不能不要的。东林党的蔑视，给他那污浊不堪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他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既然不给脸，那就撕破脸吧！
　　但魏公公很快就发现，要想撕破脸，一点也不容易。

　　因为他是文盲。
　　解决魏朝、王安，只要手够狠，心够黑就行，但东林党不同，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至少也是个进士，擅长朝廷斗争，这恰好是魏公公的弱项。
　　在朝廷里干仗，动刀动枪是不行的，一般都是骂人打笔仗，技术含量相当之高，多用典故成语，保证把你祖宗骂绝也没一脏字，对于字都不识的魏公公而言，要他干这活，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不至于被人骂死还哈哈笑，魏公公决定找几个助手，俗称走狗。
　　最早加入，也最重要的两个走狗，分别是顾秉谦与魏广微。
　　顾秉谦，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坏人。

　　此人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
　　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都七十一了，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进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监。
　　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七十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希望认您做父亲，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
　　顾秉谦，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魏忠贤，隆庆二年（1568）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十八岁。

　　无耻，无语。
　　
　　
　　

[1483]

　　魏广微，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可好可坏的人。
　　魏广微的父亲，叫做魏允贞，魏允贞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赵南星。
　　万历年间，魏允贞曾当过侍郎。他和赵南星的关系很好，两人曾有八拜之交，用今天话说，是拜过把子的把兄弟。
　　魏广微的仕途比较顺利，考中翰林，然后步步高升，天启年间，就当上了礼部侍郎。
　　按说这个速度不算慢，可魏先生是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他找到了魏忠贤。
　　魏公公自然求之不得，仅过两年，就给他提级别，从副部长升到部长，并让他进入内阁，当上了大学士。

　　值得表扬的是，魏广微同志有了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去拜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赵南星。
　　但赵南星没有见他，让他滚蛋的同时，送给了他四个字：
　　“见泉无子！”
　　魏广微之父魏允贞，字见泉。
　　这是一句相当狠毒的话，你说我爹没有儿子，那我算啥？
　　魏广微十分气愤。

　　气愤归气愤，他还是第二次上门，要求见赵南星。
　　赵南星还是没见他。
　　接下来，魏广微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又去了。
　　魏先生不愧为名门之后，涵养很好，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卖命，也就三次，魏广微不要赵大人卖命，吃顿饭聊聊天就好。
　　但赵南星还是拒而不见。
　　面对着紧闭的大门，魏广微怒不可遏，立誓，与赵南星势不两立。

　　魏广微之所以愤怒，见不见面倒是其次，关键在于赵南星坏了规矩。
　　当时的赵南星，是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魏广微却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虽说两人都是部长，但魏广微是内阁成员，相当于副总理，按规矩，赵部长还得叫他领导。
　　但魏大学士不计较，亲自登门，还三次，您都不见，实在有点太不像话。
　　就这样，这个可好可坏的人，在赵南星的无私帮助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坏人。
　　除了这两人外，魏忠贤的党羽还有很多，如冯铨、施凤来、崔呈秀、许显纯等等，后人统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光这四拨人加起来，就已有三十个。
　　

　　
　　

[1484]

　　这还是小儿科，魏公公的手下，还有二十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作为一个太监，如此多子多孙，实在是有福气。
　　我曾打算帮这帮太监子孙亮亮相，搞个简介，起码列个名，但看到“五百义孙”之类的字眼时，顿时失去了勇气。
　　其实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体等方面，也很有水平。可和魏公公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
　　因为东林党的入伙标准较高，且渠道有限：要么是同乡（乡党），同事（同科进士），要么是座主（师生关系），除个别有特长者外（如汪文言），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进士或翰林），还要身家清白，没有案底（贪污受贿）。
　　而魏公公就开放得多了，他本来就是无赖、文盲，还兼职人贩子（卖掉女儿），要找个比他素质还低的人，那是比较难的。
　　所以他收人的时候，非常注意团结。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富贵不思来由，阿猫阿狗无所谓，能干活就行，他手下这帮人也还相当知趣，纷纷用“虎”、“彪”、“狗”、“猴”自居，甭管是何禽兽，反正不是人类。

　　这帮妖魔鬼怪构成很复杂，有太监、特务、六部官员、地方官、武将，涉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百花齐放。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纯度极高的人渣。
　　比如前面提到的四位仁兄，即很有代表性：
　　崔呈秀，原本是一贪污犯，收了人家的钱，被检举丢了官，才投奔魏公公。
　　施凤来，混迹朝廷十余年，毫无工作能力，唯一的长处是替人写碑文。
　　许显纯，武进士出身，锦衣卫首领，残忍至极，喜欢刑讯逼供，并有独特习惯：杀死犯人后，将其喉骨挑出，作为凭证，或作纪念。

　　但相对而言，以上三位还不够份，要论王八蛋程度，还是冯铨先生技高一筹。
　　这位仁兄全靠贪污起家，并主动承担陷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任务，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更让人称奇的是，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
　　短短一生之中，竟能集贪官、阉党、汉奸于一体，如此无廉耻，如此无人格，说他是禽兽，那真是侮辱了禽兽。
　　综上所述，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
　　什么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
[1485]

　　其实阉党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三党的成员，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加入这个温馨的集体，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他们曾经也是人。
　　多年以前，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立志以身许国，匡扶天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谨言慎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
　　但他们终究倒下了，在残酷的斗争、仕途的磨砺、党争的失败面前，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并最终屈服，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权位和利益。
　　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
　　但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有相当难度的。

　　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
　　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
　　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即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
　　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绍辅忠，弹劾汪文言。
　　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的。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

　　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
　　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弹就倒，监生的头衔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
　　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地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坐牢。
　　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房里。
　　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进行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

　　下面没有了。

[1486]

　　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
　　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掌控司礼监、党羽遍布天下，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靠山的犯人。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中。
　　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不可能出狱。
　　然而他就是出狱了。
　　他到底是怎么出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出来了，成功自救，魏公公也毫无反应，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

　　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涟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坐牢还坐出好来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
　　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
　　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
　　于是，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待。

　　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
　　因为他已看清，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佥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
　　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
　　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

　　天启四年（1624）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
　　热闹就此开始，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得不可开交。
　　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

[1487]

　　这事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吏科都给事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
　　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事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后，十分愤怒，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
　　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左光斗何事？
　　原因在于，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
　　看起来，这个说法仍然比较乱，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这种想法还算正常。

　　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可以多说几句。后来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砸了又跑到南京，跟着南明混，南明混砸了，他又加入满清，在满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中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
　　作为投降的汉奸，他毫无羞耻之心，还经常和满清将领说话。白天说完，晚上接着说，说得人家受不了，对他说：您口才真好，可我们明天早起还要打仗，早点洗了睡吧。
　　此后不久，他因急于抢功跑得太快，猝死于军中。
　　但在当时，阮大铖先生这个以怨报德的黑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准确地说，是另一笔钱。
　　其实一直以来，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书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

　　这笔生意值四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熊廷弼。
　　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兄弟，自从回京后，他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由于情章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杀。
　　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了，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钱，救回这条命。
　　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
　　汪文言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

　　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

[1488]

　　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四万两，熊廷弼不死。
　　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不是四万两，毕竟中间人也要收费）
　　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
　　拿不出钱来，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
　　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没消息了，就好了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

　　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离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
　　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涌上心头，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
　　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
　　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冲动是魔鬼。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别说杨涟、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相当滋润。
　　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除汪先生自己特别能战斗外，另一个人的加入，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个人名叫黄尊素，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知道他的人比较多，但他还有个更有名的儿子——黄宗羲。如果连黄宗羲都不知道，应该回家多读点书。
　　在以书生为主的东林党里，黄尊素是个异类。此人深谋远虑，凡事三思而行，擅长权谋，与汪文言并称为东林党两大智囊。
　　得知汪文言被抓后，许多东林党人都很愤怒，但也就是发发牢骚，真正做出反应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黄尊素。
　　他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要动手了。

　　抓汪文言只是个开头，很快，这场战火就将延伸到东林党的身上。到时一切都迟了。
　　于是，他连夜找到了锦衣卫刘侨。
　　刘侨，时任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管理诏狱，汪文言就在他地盘坐牢。
　　这人品格还算正派，所以黄尊素专程找到他，疏通关系。
　　黄尊素表示，人你照抓照关，但万万不能牵涉到其他人，比如左光斗、杨涟等等。

　　刘侨答应了。

[1489]

　　刘侨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黄尊素的意思。便照此意思吩咐审讯工作，所以汪文言在牢里满口胡话，也没人找他麻烦。
　　而另一个察觉魏忠贤企图的人，是叶向高。
　　叶向高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几十年朝廷混下来，一看就明白。即刻上书表示汪文言是自己任命的，如果此人有问题，就是自己责任，与他人无关，特请退休回家养老。
　　叶首辅不愧为老狐狸，他明知道，朝廷是不会让自己走的，却偏要以退为进，给魏忠贤施加压力，让他无法轻举妄动。
　　看到对方摆出如此架势，魏忠贤退缩了。

　　太冲动了，时候还没到。
　　在这个回合里，东林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却将迎来永远的失败。
　　抓汪文言时，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1624）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
　　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
　　几年之间，所谓“众正盈朝”已然变成了“众兽盈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许显纯、田尔耕控制锦衣卫。六部里，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都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

　　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上的解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等等。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一句话：实在。
　　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
　　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干货，心理很难平衡。
　　在这一点上，魏公公表现得很好，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真金实银，不打白条。

　　相比而言，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难度过高。
　　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
　　或是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
　　嗟乎！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五人墓碑记》

　　不用回答，我们都知道答案。

[1490]

　　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在向他的手下训话，他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个世界上没有黑社会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变成了黑社会。
　　这句话在魏忠贤那里，已不再是梦想。
　　他不问出身，不问品格，将朝廷大权赋予所有和他一样卑劣无耻的人。
　　而这些靠跪地磕头、自认孙子才掌握大权的人，自然没有什么造福人民的想法，受尽屈辱才得到的荣华富贵，不屈辱一下老百姓，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在这种良好愿望的驱使下，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比如某县有位富翁，闲来无事杀了个人，知县秉公执法，判了死刑。这位仁兄不想死，就找到一位阉党官员，希望能够拿钱买条命。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一万两。
　　这位财主同意了，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杀掉那位判他死刑的知县，因为这位县太爷太过公正，实在让他不爽。
　　要说还是阉党的同志们实在，收钱之后立马放人，并当即捏造了罪名，把那位知县干掉了。
　　无辜的被害者，正直的七品知县，司法、正义，全加在一起，也就一万两。

　　事实上，这个价码还偏高。
　　搞到后来，除封官许愿外，魏忠贤还开发了新业务：卖官！有些史料还告诉我们，当时的官职都是明码标价，买个知县，大致是两三千两，要买知府，五六千两也就够了。
　　如此看来，那位草菅人命的财主，还真是不会算帐。索性找到魏公公，花一半钱买个知府，直接当那知县的上级，找个由头把他干掉，还能省五千两，亏了，真亏了。
　　自开朝以来，大明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所付出的尊严和代价，要从那些更为弱小的人身上加倍掠夺。蹂躏、欺凌、劫掠，不用顾忌，不用考虑，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没有人敢阻止我们！
　　道统
　　几年来，杨涟一直在看。
　　他看见那个无恶不作的太监，抢走了朋友的情人，杀死了朋友，坑死了上司，却掌握了天下的大权，无需偿命，没有报应。
　　那个叫天理的东西，似乎并不存在。

[1491]

　　他看见，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在明代历史上，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比如刘瑾，比如严嵩，但刘瑾多少还读点书，知道做事要守规矩，至少有个底线，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也没动手杀人。严嵩虽说杀了夏言，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
　　而魏忠贤，是一个文盲，逼走老婆，卖掉女儿，他没原则，没底线，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已达到了无耻无极限的境界。他绝了后，也空了前。
　　当杨涟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是空无一人，那些当年的敌人、甚至朋友、同僚都已抛弃良知，投入了这个人的怀抱。在利益的面前，良知实在太过脆弱。
　　但他依然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依然坚持着一样东西——道统。

　　所谓道统，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历经苦难挫折依旧前行的动力。
　　杨涟和道统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小时候，道统告诉他，你要努力读书，研习圣人之道，将来报效国家。
　　当知县时，道统告诉他，你要为官清廉，不能贪污，不能拿不该拿的钱，要造福百姓。
　　京城，皇帝病危，野心家蠢蠢欲动，道统告诉他，国家危亡，你要挺身而出，即使你没有义务，没有帮手。

　　一直以来，杨涟对道统的话都深信不疑，他照做了，并获得了成功：
　　是你让我相信，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不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千古留名的人物。　　
　　你让我相信，即使身居高位，尊容加身，也不应滥用自己的权力，去欺凌那些依旧弱小的人。
　　你让我相信，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不能只是为了自己。他应该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坚守那条无数先贤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疑问：

　　魏忠贤是一个不信道统的人，他无恶不作，肆无忌惮，没有任何原则，但他依然成为了胜利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道统，投奔了他，只是因为他封官给钱，如同送白菜。
　　我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在这条道路上，我已是孤身一人，
　　道统说：是的，这条道路很艰苦，门槛高，规矩多，清廉自律，家徒四壁，还要立志为民请命，一生报效国家，实在太难。
　　那我为何还要继续走下去呢？

[1492]

　　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几千年来，一直有人走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无论经过多少折磨，他们始终相信规则，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公理与正义，相信千年之下，正气必定长存。
　　是的，我明白了，现在轮到我了，我会坚守我的信念，我将对抗那个强大的敌人，战斗至最后一息，即使孤身一人。
　　好吧，杨涟，现在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为了你的道统，牺牲你的一切，可以吗？
　　可以

　　杨涟
　　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他写完这封奏疏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在清晨的薄雾中，杨涟怀揣着奏疏，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
　　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免朝）。

　　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
　　只能明天再来了。
　　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
　　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
　　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

　　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1493]

　　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
　　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书。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
　　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

　　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
　　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
　　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

　　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
　　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
　　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
　　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

　　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
　　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
　　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帐。

[1494]

　　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
　　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
　　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
　　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
　　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

　　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
　　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
　　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
　　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就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杨涟没有想到，自己的义愤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

　　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涟的看法。
　　在写奏疏之前，为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赵南星、左光斗通过气，但有一个人，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
　　由始至终，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且身居首辅，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帐。
　　因为叶向高曾不只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
　　对付魏忠贤，是不能硬来的。

[1495]

　　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且内有奶妈（客氏），外有特务（东厂），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
　　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
　　魏忠贤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的那帮人，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
　　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时间。
　　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除去超人、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邪是经常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比如于谦、岳飞等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
　　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
　　杨涟，下一个殉道者。
　　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的。

　　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宿命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
　　杨涟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
　　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木匠。
　　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建筑。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

　　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

[1496]

　　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天启同志也搞过。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几十万。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不干皇帝，也早发了。
　　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
　　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地抓瞎。
　　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
　　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
　　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

　　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
　　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
　　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
　　这意思是，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杀谁。

　　杨涟没有，所以不行。
　　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实力，并不在他的一边。
　　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
　　底线

　　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旷，希望他手下留情。
　　韩旷给他的答复是：没有答复。

[1497]

　　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毫无回应，别说赞成，连拒绝都没有。
　　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
　　与韩旷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
　　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
　　凡持此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

　　因为就当时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的，实际上，压根就无法赶尽杀绝。
　　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乱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蛋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等。

[1498]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1624）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1499]

　　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叶向高很冷静，由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
　　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

　　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
　　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
　　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旷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仍然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1500]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东林党熟，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1625），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沾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
　　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半死不活。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的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六年前，他之所以加入东林党，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混饭吃。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1501]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血书
　　许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杀死汪文言。
　　死后对质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质，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

　　天启五年（1625）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
　　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
　　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
　　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审。
　　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

　　“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
　　杨涟答：
　　“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
　　许显纯无语。
　　很明显，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

　　“用刑！”
　　下面是杨涟的反应：
　　“用什么刑？有死而已！”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
　　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

　　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1502]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
　　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
　　“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
　　他说：
　　 “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
　　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

　　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
　　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
　　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

　　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
　　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
　　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

　　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
　　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1503]

　　天启五年（1625）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
　　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
　　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
　　然而杨涟没有死。
　　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
　　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
　　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
　　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
　　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
　　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
　　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
　　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
　　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

　　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
　　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四日夜。
　　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

　　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
　　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
　　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

[1504]

　　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
　　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
　　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
　　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
　　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
　　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

　　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并昭示天下
　　如下：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章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反，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
　　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

　　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涟，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
　　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
　　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
　　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如你，所见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意义？
　　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
　　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
　　杨涟，千年之下，终究不朽！

　　老师
　　左光斗只比杨涟多活了一天。
　　身为都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也是许显纯拷打的重点对象，杨涟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
　　而他的态度，也和杨涟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
　　虽然被打得随时可能断气，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
　　他不在乎，有人在乎。

[1505]

　　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
　　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
　　最后，他的一位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位看守，进入了监牢。
　　他换上了破衣烂衫，化装成捡垃圾的，在黑不隆冬的诏狱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
　　左光斗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已经被打没了（筋骨尽脱）。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被烙铁烙坏，连眼睛都睁不开。
　　他的学生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
　　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离的愤怒：
　　“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来！（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
　　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
　　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
　　“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扑杀汝）！”
　　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着热泪，快步退了出去。

　　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
　　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五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
　　二十年后扬州
　　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时为南明弘光元年（1645）二月。
　　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愧于吾师）”
　　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
　　左光斗死后，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先后被害。
　　活着的人，只剩下顾大章。

[1506]

　　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
　　抓进来六个，其他五个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的官职——刑部主事。
　　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诏狱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
　　现在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是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还一起罚过站，这就不好下手了。咬咬牙，哥们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里转悠。

　　外加顾主事平时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许显纯例行拷打外，基本没吃什么亏。
　　但其他人被杀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舆论压力比较大。

　　事实上，许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且越快越好。顾大章去阎王那里伸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然而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
　　一般说来，管牢房的人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诏狱这种高档次监狱，进来的除了窦娥、忠良外，大都有点水平，或是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也不少见。
　　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大章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因为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
　　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的姓名不详，人称燕大侠，也在诏狱里混，但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
　　他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
　　得知处决消息，他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给你钱，能缓几天吗？”

[1507]

　　看守问：

　　“几天？”
　　燕大侠答：
　　“五天。”
　　看守答：
　　“可以。”
　　五天之后，看守跑来找燕大侠：
　　“我已尽力，五日已满，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

　　燕大侠并不紧张：

　　“今晚定有转机。”
　　看守认为，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走了。
　　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许显纯又来了。
　　许显纯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

　　“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
　　顾大章很高兴。
　　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许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即将脱离诏狱，而许显纯无能为力。
　　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许显纯们搞不定了。

　　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压力。
　　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不知道。
　　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公公权倾天下，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又把事情解决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顾大章不知道答案，看守不知道答案，许显纯也未必知道。
　　燕大侠知道，可是他没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
　　之前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绝不猜。

　　我倒是想猜，因为这种暗箱操作，还是能猜的。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就很能猜的，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他老人家并不在场，上百年前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话都能猜出来。过了几千年，也没人说他猜得不对，毕竟事情后来就是那么干的。
　　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许显纯没招，魏公公不管（或是管不了），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叫我去，实在是不敢乱猜。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反正顾大章是出来了。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他终于走出了地狱。

　　按说到了刑部，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可实情并非如此。
　　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

[1508]

　　天启五年（1625）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
　　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喝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许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他两句。
　　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
　　“我不能代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
　　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

　　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疆臣，处以斩刑。
　　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
　　形势急转直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
　　第二天，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
　　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许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
　　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魏忠贤不明白，许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
　　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地死去，但他不能死。

　　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
　　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
　　“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播之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断无遗种）！”
　　“吾目暝矣。”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
　　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三个指头已被打掉）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
　　杨涟，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
　　“吾目暝矣。”

[1509]

　　至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
　　就算是最恶俗的电视剧，演到这里，坏人也该休息了。
　　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攀龙、李应升、黄遵素、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
　　这七位仁兄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狠了点，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
　　六君子都搞定了，搞个七君子不成问题。

　　春风得意、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他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
　　魏忠贤错了。
　　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某大师曾反复说过句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尽，缘分必定早尽。
　　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是很顺利的，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气章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还特高兴。
　　因为在他们看来，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
　　高攀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
　　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

　　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
　　在这七个人中，高攀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都是御史，缪昌期是翰林院谕德，周起元是应天巡抚，说起来，不太起眼的，就数周顺昌了。
　　这位周先生曾吏部员外郎，论资历、权势，都是小字辈，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
　　周顺昌，字景文，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嫉恶如仇。
　　说起周兄，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开始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
　　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他演的是秦桧。
　　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来一枪，把黄世仁同志干掉，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
　　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成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

[1510]

　　其实最初名单上只有六个人，压根就没有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中过境时，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
　　“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
　　后来东厂抓周起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
　　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
　　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
　　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
　　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扯淡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
　　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
　　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
　　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
　　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

　　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
　　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

　　“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火点燃了。
　　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
　　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

　　“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1511]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
　　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1512]

　　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奋，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1513]

　　犹豫的人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
　　实在有点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
　　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
　　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
　　“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
　　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1514]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5）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认字不多)，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地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且哭出了花样——“绕床痛哭”。

[1515]

　　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
　　“那就让他回去吧。”
　　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
　　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
　　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
　　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
　　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
　　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地球人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
　　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
　　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
　　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呆着。
　　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一票，解决问题。
　　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面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
　　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
　　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

　　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回天之力。
　　1516]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利。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
　　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
　　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

　　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
　　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

　　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

　　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
　　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1517]

　　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
　　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
　　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
　　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
　　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
　　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了磕头（叩头岂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
　　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
　　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
　　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既胆小，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
　　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
　　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
　　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
　　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

　　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

[1518]

　　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

　　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
　　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亡，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袁崇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滕县，这就有点麻烦，名人就是资源，就要猛抢，东莞说他是东莞人，滕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到今天都没消停。
　　但无论是东莞，还是滕县，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
　　明代的进士不少，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据统计，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二百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
　　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且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
　　就智商而言，袁崇焕是不低的，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中了举人，当时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
　　一年后他才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

[1519]

　　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以上句式重复四遍，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
　　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四次，四次落榜。
　　万历四十七年（1619），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他的运气很好。
　　他的运气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三甲第四十名。
　　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大致是一百多人，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排到三甲第四十名，说明他差点没考上。
　　关于这一点，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在袁崇焕的那科石碑上，我找了很久，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按名次，由上往下排），找到他的名字。
　　在当时，考成这样，前途就算是交代了，因为在他之前，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就是探花，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
　　所谓出将入相，名留史册，对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是一个梦想。
　　当然，如同许多成功人士（参见朱重八、张居正）一样，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许多征兆，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比如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精神抖擞，开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
　　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是相当可以的。

　　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1584）生人，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也才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按此推算，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
　　话虽如此，但这种事总有人信，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
　　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几百年，相关书籍、预言一大堆，无数人信，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
　　我曾研习欧洲史，对这位老骗子，倒还算比较了解，几百年后不去管它，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算命，说：国王您身体真是好，能活到九十岁。
　　查理二世很高兴，后来挂了，时年二十四岁。

[1520]

　　总之，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全国能考前一百名，自然是个人才），但相比而言，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
　　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由于太不起眼，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职位，让他再等一年。

　　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
　　邵武，今天还叫邵武，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换句话说，是山区。
　　在这个山区县城，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很积极，丰功伟绩倒说不上，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
　　至于其他光辉业绩，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很难。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接到命令，三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
　　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六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
　　考核结果分五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
　　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按常理，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
　　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
　　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
　　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时任都察院御史，东林党人。

　　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也低，但很擅长看人，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

　　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
　　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说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用。
　　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皇帝大人还管管事，看到奏疏，顺手就给批了。
　　几天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天起，他的职务是，兵部职方司主事，六品。[1521]

　　顺便说句，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恂，有个著名的儿子，叫做侯方域，如果不知道此人，可以去翻翻《桃花扇》。
　　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大家都很着急，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
　　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但猫腻在于，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也没那么多人找他。当时广宁刚刚失陷，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乱得不行，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鬼才管他去哪。
　　袁崇焕回来了，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
　　“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在当时说这句话，胆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
　　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这人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胡乱说话！
　　在一片哀叹声中，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几个月后，他遇到了上司王在晋，告了他的黑状，又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孙承宗。
　　且慢，且慢，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

　　因为在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四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
　　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
　　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未在意。在他看来，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
　　所以他问：

　　“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操何策以往）”
　　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

　　“主守，后战。”
　　熊廷弼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

[1522]

　　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
　　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
　　真理往往都很简单。
　　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很简单，很管用。
　　一直以来，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
　　其实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只要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
　　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干净，也要打。
　　所以就算萨尔浒死十万人，沈阳死六万人，也要攻。
　　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后金军队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是强盗头，对付这类货色，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
　　然而袁崇焕明白，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

　　他还明白，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
　　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

　　抱持着此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在那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
　　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

　　走时，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
　　然而高第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
　　袁崇焕不撤退，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这里，默默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

　　“我一人足守此！”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

[1523]

　　但这个诺言注定是很难兑现的，因为两个月后，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来了，带着全部家当来了。
　　根据史料分析，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如果加上老头、小孩、残疾人，大致在十万左右，而真正的精锐部队，约有六七万人。
　　努尔哈赤的军队，人数共计六万人，号称二十万。

　　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这个说法，我认为比较正确。
　　理由十分简单：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乐趣。
　　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传统道德，工作单位，打小就骑马，骁勇无畏，说打就打绝不含糊，更绝的是，家属也大力支持：
　　据史料记载，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家里人从不痛哭流涕，悲哀送行，也不报怨政府，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章似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多抢点东西回来！

　　坦白地讲，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啥产业结构都没有，又不大会种地，做生意也不在行，不抢怎么办？
　　所以他们来了，带着抢掠的意图、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把握。
　　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此前，他已等待了四年，自孙承宗到任时起。
　　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从不会轻易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这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

　　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
　　这一年，努尔哈赤六十七岁，就目前史料看，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他还有梦想，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牲畜、土地，壮大自己的子民
　　公正地讲，站在他的立场上，这一切都无可厚非。
　　孙承宗走了，明军撤退了，眼前已是无人之地，很明显，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进军吧，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无人可挡！
　　一切都很顺利，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直到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
　　天启六年（1626）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于是他派出了使者。

[1524]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写出了如下的话：
　　“我带二十万人前来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官做。”

　　在这封信中，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要么是他知道，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
　　总之在他看来，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
　　三天之后，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
　　他原以为要等一天，然而下午，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
　　“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能够投降呢？”
　　
　　然后是幽默感：
　　“你说有二十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十三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

　　胜利之路
　　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
　　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知，这是一座孤城，在它的前方和后方，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一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

　　六年前，在萨尔浒，他用四万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十二万军队，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綎，也死在了他的手上。
　　现在，他率六万精锐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了这座小城，面对着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
　　胜负毫无悬念。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是明朝的高第、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观点。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
　　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因为在他的手中，有四种制胜的武器。
　　第一种武器叫死守，简单说来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就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
　　虽然这个战略比较怂，但很有效，你有六万人，我只有一万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有种你打进来，我就认输。
　　他的第二种武器，叫红夷大炮。

[1525]

　　大炮，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就全靠这玩意，把上万鬼子送上天，杀人还兼带毁尸功能，实在是驱赶害虫的不二利器。
　　但这招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中用了，因为日军的主力是步兵，而后金都是骑兵，速度极快，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马刀就招呼过来了。

　　袁崇焕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

　　红夷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
　　我并非瞧不起国货，但就大炮而言，还是外国的好。其实明代的大炮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小佛郎机），还有一定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问题——炸膛。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火炮，想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炮弹刚出炮膛就掉地上了，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可要是装多了，由于炮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即炸膛。

　　用哲学观点讲，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方）前进的二律背反悖论。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几经辗转，落在了葡萄牙人的手里。

　　至于这炮到底是哪产的，史料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飞利浦，都无所谓，好用就行。
　　据说这批火炮共有三十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演，当场就炸膛了一门（绝不能迷信外国货），剩下的倒还能用，经袁崇焕请求，十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

　　这十门大炮里，有一门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
　　为保证大炮好用，袁崇焕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叫孙元化的人。按照惯例，买进口货，都要配发中文说明书，何况是大炮。葡萄牙人很够意思，虽说是二道贩子，没有说明书，但可以搞培训，就专门找了几个中国人，集中教学，而孙元化就是葡萄牙教导班的优秀学员。

[1526]

　　袁崇焕的第三种武器，叫做坚壁清野。
　　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喝到一滴水，袁崇焕命令，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草料，将所有居民转入城内。此外，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对手都没有干过的事——清除内奸。
　　努尔哈赤是个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对派奸细里应外合很有兴趣，此前的抚顺、铁岭、辽阳、沈阳、广宁都是这么拿下的。
　　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除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
　　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的六万精兵，已经把宁远团团围住，突围是没有希望的，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
　　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
　　这件武器，从一道命令开始。
　　布置外防务后，袁崇焕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第，向他请求一件事。

　　这位部下清楚，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
　　“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
　　袁崇焕镇定地回答：
　　“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

　　“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

　　“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
　　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
　　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
　　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
　　这就是我的决心。

　　正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的所有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
　　他坦白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
　　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
　　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
　　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但我知道，在那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

[1527]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动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
　　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三拨人。
　　每逢攻击时，后金军的前锋，都由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楯兵。所有的楯兵都推着楯车。所谓楯车，是一种木车，在厚木板的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由于木板和牛皮都相当皮实，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这是第一拨人。
　　第二拨是弓箭手，躲在楯车后面，以斜四十五度角向天上射箭（射程很远），甭管射不射得中，射完就走人。

　　最后一拨就是骑兵，等前面都忙活完了，距离也就近了，冲出去砍人效果相当好。

　　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败的，火器不管用，骑兵砍不过人家，只好就此覆灭。
　　这次的流程大致相同，无数的楯兵推着木车，向着城下挺进，他们相信，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有区别，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
　　然而牛皮破了。

　　架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面，等待靠近城墙的时刻，但他们等到的，只是晴天的霹雳声，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
　　值得庆祝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俯瞰到了宁远城的全貌——在半空中。
　　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以可怕的巨响，喷射着灿烂的火焰，把无数的后金军，他们破碎的楯车，以及无数张牛皮，都送上了天空——然后是地府。
　　关于红夷大炮的效果，史书中的形容相当贴切且耸人听闻：“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

　　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袁崇焕不在城头，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朝鲜翻译韩瑗。
　　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却只见到一张笑脸，以及轻松的三个字：
　　“贼至矣！”
　　几个月前，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就已安排了防守体系，总兵满桂守东城，参将祖大寿守南城，副将朱辅守西城，副总兵朱梅守北城，袁崇焕坐镇中楼，居高指挥。
　　四人之中，以满桂和祖大寿的能力最强，他们守护的东城和南城，也最为坚固。

[1528]

　　后金军是很顽强的，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他们毫不放弃，踩着前辈的尸体，继续向城池挺进。
　　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是西南面。

　　这个选择不是太好，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辅，南边的守将是祖大寿，所以守护西南面的，是朱辅和祖大寿。
　　更麻烦的是，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了城墙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
　　攻城的方法，大抵是一方架云梯，拼命往上爬，一方扔石头，拼命不让人往上爬，只要皮厚硬头皮，冲上去就赢了。
　　可是这次不同，城下的后金军惊奇地发现，除顶头挨炮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全立体，无处躲闪，痛不欲生。
　　这个痛不欲生的问题，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去了一趟兴城（今宁远），又查了几张地图，解了。

　　简单地讲，这是一个建筑学问题。
　　要说清这个问题，应该画几个图，可惜我画得太差，不好拿出来丢人，只好用汉字代替了，看懂就行。
　　大家知道，一般的城池，是“口”字型，四四方方，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
　　更猛一点的设计，是“凹”字型，敌军进攻此类城池时，如进入凹口，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相当难受。
　　
　　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古城墙的瓮城，就是这个造型。
　　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的，也这么修城，杀点敌人好过把瘾。
　　但我查过资料兼实地观查之后，才知道，创意是没有止境的。
　　宁远的城墙，大致是个“山”字。
　　也就是说，在城墙的外面，伸出去一道城楼，在这座城楼上派兵驻守，会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上架门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

　　此外，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玩意，可以把敌人分流成两截，分开打。
　　当然疑问也是有的，比如把城楼修得如此靠前，几面受敌，如果敌人集中攻打城楼，该怎么办呢？
　　答案：随便打，无所谓。

[1529]

　　因为这座城楼伸出去，就是让人打的。而且我查了一下，这座城楼可能是实心的，下面没有通道，士兵调遣都在城头上进行，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楼拆了，还得接着啃城墙，压根就进不了城。
　　我不知道这城楼是谁设计的，只觉得这人比较狠。
　　除地面外，后金军承受了来自前、后、左、右、上（天上）五个方向的打击，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遮挡，就是同伴的尸体，所以片刻之间，已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然而进攻者没有退缩，无功而返，努尔哈赤的面子且不管，啥都没弄到，回去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后金军终于爆发了。
　　虽然不断有战友飞上天空，但他们在尸体的掩护下，终究还是来到了城下，开始架云梯。
　　然而炮火实在太猛，天上还不断掉石头，弓箭火枪不停地打，刚架上去，就被推下来，几次三番，他们爬墙的积极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决定改变策略——钻洞。

　　具体施工方法是，在头上盖牛皮木板，用大斧、刀剑对着城墙猛劈，最终的工程目的，是把城墙凿穿。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头顶上经常高空抛物不说，还缺乏重型施工机械，就凭人刨，那真是相当之困难。
　　但后金军用施工成绩证明，他们之前的一切胜利，都不是侥幸取得的。
　　在寒冷的正月，后金挖墙队顶着炮火，凭借刀劈手刨，竟然把坚固的城墙挖出了几个大洞，按照史料的说法，是“凿墙缺二丈者三四处”，也就是说，二丈左右的缺口，挖出了三四个。

　　明军毫无反应。
　　不是没反应，而是没办法反应，因为城头的大炮是有射程的，敌人若贴近城墙，就会进入射击死角，炮火是打不着的，而火枪、弓箭都无法穿透后金军的牛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紧张施工，毫无办法。
　　就古代城墙而言，凿开两丈大的洞，就算是致命伤了，一般都能塌掉，但奇怪的是，洞凿开了，城墙却始终不垮。
　　原因在于天冷，很冷。
　　按史料分析，当时的温度大致在零下几十度，城墙的地基被冰冻住，所以不管怎么凿，就是垮不下来。

[1530]

　　但袁崇焕很着急，因为指望老天爷，毕竟是不靠谱的，按照这个工程进度，没过多久，城墙就会被彻底凿塌，六万人涌进来，说啥都没用了。
　　当务之急，要干掉城下的那帮牛皮护身的工兵，然而大炮打不着，火枪没有用，如之奈何？

　　关键时刻，群众的智慧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城墙即将被攻破之际，城头上的明军突然想出了一个反击的方法。
　　这个方法有如下步骤，先找来一张棉被，铺上稻草，并在里面裹上火药，拿火点燃，扔到城下。
　　棉被、稻草加上火药，无论是材料，还是操作方法，都是平淡无奇的，但是效果，是非常恐怖的。
　　几年前，我曾找来少量材料，亲手试验过一次，这次实验的直接结果是，我再没有试过第二次，因为其燃烧的速度和猛烈程度，只能用可怕两个字形容。（特别提示，该实验相当危险，切勿轻易尝试，切勿模仿，特此声明。）

　　明军把棉被卷起来，点上火，扔下去，转瞬间，壮观的一幕出现了。
　　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开始剧烈燃烧，开始四处飘散，漂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翻滚，也毫无作用。

　　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伴随着恐怖的大炮轰鸣声，一道火海包围了宁远城，把无数的后金军送入了地狱，英勇的后金工程队全军覆没。
　　这种临时发明的武器，就是鼎鼎大名的“万人敌”，从此，它被载入史册，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燃烧瓶的雏形。
　　战斗，直至最后一人
　　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以及心理承受程度。
　　万历十二年（1584），他二十五岁，以十三副盔甲起兵，最终杀掉了仇人尼堪外兰，而那一年，袁崇焕才刚刚出生。
　　他跟随过李成梁，打败过杨镐，杀掉了刘綎、杜松，吓走了王化贞，当他完成这些丰功伟业，名声大振的时候，袁崇焕只是个四品文官，无名小卒。

　　之前几乎每一次战役，他都以少打多，以弱胜强，然而现在他带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力，势不可挡之气魄，进攻兵力只有自己六分之一的小人物袁崇焕，输了。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小本起家的天命大汗是不会输的，也是不能输的，即使伤亡惨重，即使血流成河，用尸体堆，也要堆上城头！
　　所以，观察片刻之后，他决定改变攻击的方向——南城。
[1531]

　　这个决定充分证明，努尔哈赤同志是一位相当合格的指挥官。
　　他认为，南城就快顶不住了。
　　南城守将祖大寿同意这个观点。
　　就实力而言，如果后金军全力攻击城池一面，明军即使有大炮，也盖不住对方人多，失守只是个时间问题。
　　好在此前后金军缺心眼，好好的城墙不去，偏要往夹脚里跑，西边打，南边也打，被打了个乱七八糟，现在，他们终于觉醒了。
　　知错就改的后金军转换方向，向南城涌去。
　　我到宁远时，曾围着宁远城墙走了一圈，没掐表，但至少得半小时，宁远城里就一万多人，分摊到四个城头，也就两千多人。以每面城墙一公里长计算，每米守兵大致是两人。

　　这是最乐观的估算。

　　所以根据数学测算，面对六万人的拼死攻击，明军是抵挡不住的。
　　事情发展与数学模型差不多，初期惊喜之后，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鉴于上面经常扔“万人敌“，墙就不去凿了，改爬云梯。
　　冲过来的路上，被大炮轰死一批，冲到城脚，被烧死一批，爬墙，被弓箭、火枪射死一批。
　　没被轰死、烧死，射死的，接着爬。
　　与此同时，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对城头射箭，提供火力支援。

　　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明军开始大量伤亡，南城守军损失达三分之一以上，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与明军肉搏，形势十分危急。

　　祖大寿战败前，袁崇焕赶到了。
　　袁崇焕并不在城头，他所处的位置，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登上这座高楼，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城的战况。
　　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在那里，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
　　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在强敌面前，明军毫无畏惧，与后金军死战，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
　　与此同时，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明军采用了新战略——火攻。
　　明军开始大量使用火具，除大炮、万人敌、火枪外，火球甚至火把，但凡是能点燃的，就往城下扔。
　　这个战略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是冬天，而冬天时，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
　　战争是智慧的源泉，很快，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不知是谁提议，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

[1532]

　　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在北风呼啸中，几条红色的锁链在南城飘扬，它甩向哪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
　　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尸体堆满宁远城下，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
　　至此，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后金军伤亡惨重，死伤达一千余人，却只换来了几块城砖。
　　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

　　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夜战。
　　夜战并不是后金的优势，但仗打到这个份上，缩头就跑，就是一个严肃的面子问题，努尔哈赤认定，敌人城池受损，兵力已经到达极限，只要再攻一次，宁远城就会彻底崩塌。
　　在领导的召唤下，后金士兵举着火把，开始了夜间的进攻。
　　正如努尔哈赤所料，他很快就等到了崩溃的消息，后金军的崩溃。

　　几次拼死进攻后，后金的士兵们终于发现，他们确实在逐渐逼近胜利——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法：

　　攻击无果，伤亡很大，尸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如果他们全都死光，是可以踩着尸体爬上去的。
　　沉默久了，就会爆发，爆发久了，就会崩溃，在又一轮的火烧、炮轰、箭射后，后金军终于违背了命令，全部后撤。

　　正月二十四日深夜，无奈的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压抑住心中怒火，准备明天再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放弃进攻，第二天历史将会彻底改变。
　　袁崇焕也已顶不住了，他已经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连他自己也亲自上阵，左手还负了伤，如果努尔哈赤豁出去再干一次，后果将不堪设想。
　　努尔哈赤放弃了，他坚持了，所以他守住了宁远。
　　而下一个问题是，能否击溃后金，守住宁远。
　　从当天后金军的表现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没有帮助，没有援军，修了几年的坚城，只用一天，就被打成半成品，敌人战斗力太过强悍，很明显，如果后金军豁出去，在这里待上几月，就是用手刨也刨下来了。
　　对于这个答案，袁崇焕的心里是有数的。
　　于是，他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必定失守，还守不守？
　　他决定坚守下去，即使全军覆没，毫无希望，也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军队应该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
　　

[1533]

　　袁崇焕很清楚，明天城池或许失守，或许不失守，但终究是要失守的。以努尔哈赤的操行成绩，接踵而来的，必定是杀戮和死亡。
　　然而袁崇焕不打算放弃，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援军、没有粮食、没有理想、没有希望，依然能够坚持下去的人。

　　四十二岁年前，袁崇焕出生于穷乡僻壤，一直以来，他都很平凡，平凡的中了秀才，平凡的中了举人，平凡的落榜，平凡的再次赶考，平凡的再次落榜，平凡的最终上榜。

　　然后是平凡的知县，平凡的处级干部，平凡的四品文官，平凡的学生，直至他违抗命令，孤身一人，面对那个不可一世、强大无比的对手。
　　四十年平凡的生活，不断的磨砺，沉默的进步，坚定的信念，无比的决心：

　　只为一天的不朽。
　　正月二十五日
　　以前有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上天就不会放弃你。
　　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日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

　　于是，他等来了奇迹。

　　天启六年（1626）正月二十五日，改变历史的一天。
　　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触手可得。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
　　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
　　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
　　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出来打仗，说到底是想抢点东西，发发小财，现在人家炮架上了，打死上千人，尸体都堆在那儿，还要往上冲，你当我们白内障看不见啊。
　　勇敢，也是要有点智商的。
　　努尔哈赤是很地道的，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把尸体捞回来先。
　　为一了百了，他还特事特办，在城外开办了简易火葬场，什么遗体告别，追悼会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一丢了事。
　　烧完，接着打。
　　努尔哈赤已近乎疯狂了，现在他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三十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

[1534]

　　所以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
　　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
　　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大炮。
　　要说这外国货还是靠谱，顶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东一炮“尽皆糜烂”，西一炮“尽皆糜烂”，相当皮实。

　　但是意外还是有的，具体说来是一起安全事故。
　　很多古装电视剧里，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人站在大炮后，拿一火把点引线，引线点燃后轰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就算打出去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按此方式发射红夷大炮，必死无疑。
　　我认为，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绝不仅是服务意识强，说到底，是怕出事。
　　由于红夷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时，炮尾炸药爆炸时，会产生巨大的后座力，巨大到震死人不成问题，所以每次发射时，都要从炮签出一条引线，人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
　　经过孙元化的培训，城头的明军大都熟悉规程，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在二十五日这一天，由于城头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举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被当场震死。

　　但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地轰，后金军不停地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
　　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
　　到底是哪一炮，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

　　对于此人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不提。
　　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

[1535]

　　于是接下来，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
　　很明显，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人，是个大人物，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
　　后金军仍然在攻城，攻势比前两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这是撤退的前兆。

　　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

　　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在临走之前，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那里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动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士兵屠杀了岛上所有的百姓（逢人立碎），以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并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
　　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
　　此战后金损失极为惨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仅伤亡将领两人，士兵五百人，但很明显，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

　　数学应用题1：十门大炮轰六万人，轰了两天半，每炮每天只轰二十炮（最保守的数字），问：总共轰多少炮？
　　答：以两天计算，至少四百炮。
　　数学应用题2：后金军总共伤亡五百人，以明军攻击数计算，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
　　答：以五百除以四百，平均每炮轰死1.25人。
　　参考史料：“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

　　综合由应用题1、应用题2及参考资料，得出结论如下：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
　　扯淡就此结束，根据保守统计，在宁远战役中，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四千人以上，损失大量攻城车辆、兵器。
　　这是自万历四十六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

[1536]

　　或许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是那一万多陷入绝境的明军。
　　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
　　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

　　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
　　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因为七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

　　他的死因，有很多说法，有说是被炮弹打坏的，也有的说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还是打死，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
　　挨炮就不说了，那么大一铁陀子，外加各类散弹，穿几个窟窿不说，再加上破伤风，这人就废定了。
　　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点心理障碍十分正常，外加努先生自打出道以来，从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老先生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
　　努尔哈赤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帐（约期再战）。
　　至于努先生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
　　“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小小的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
　　说完不久就死了。
　　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这个人的评价，众多纷纭，有些人说他代表了先进的，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云云。
　　我才疏学浅，不敢说通晓古今，但基本道理还是懂的，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

　　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
　　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
　　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
[1537]

　　皇太极
　　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
　　老头笑着走了，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

　　当时，具备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
　　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
　　四小贝勒：阿济格、多尔衮、济尔哈朗、多铎。
　　位置只有一个。
　　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必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且说法众多，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
　　以上讲法，在菜市场等地遇熟人时随便说说，是可以的，正式场合，就别扯了。
　　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汗位就已注定，它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

　　因为除这位仁兄外，别人都有问题。

　　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是问题在于，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
　　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三人，那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
　　而四大贝勒里，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资格，排除；莽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
　　但是代善也有问题——生活作风，这个问题还相当麻烦，因为据说和他传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后妃。
　　代善是聪明人，有这个前科，汗位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

　　于是，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天启六年（1626）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
　　在后金将领中，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多尔衮比较小，不算）。
　　但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只有皇太极。
　　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不可能做到的事。
　　天启六年（1626）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祝贺皇太极上任。
　　在很多书籍里，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悲惨世界。

[1538]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也未经大脑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跟袁崇焕不大对劲，也大发感慨：
　　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总之，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人，就是高第。
　　这位兄弟实在太不争气，所以连阉党都不保他，被干净利落地革职赶回了家。
　　除口头表扬外，明朝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胜，2月初就提了，先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一个月后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就到了副部级。
　　部下们也没有白干，满桂、赵率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了官，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了。

　　当然，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是很辛苦的。
　　无论如何，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倒腾。
　　几个月后，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他派出了代表团。
　　这就倒腾大了。
　　在明朝看来，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团伙头目谈判呢？
　　所以多年以来，都是只打不谈。
　　但问题是，打来打去都没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
　　当然，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袁崇焕还有点政治头脑，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
　　憋死（打伤致死）了人家老爹，还派人来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然而皇太极忍了。
　　他不但忍了，还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
　　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
　　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
　　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
　　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和平，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

[1539]

　　袁崇焕也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
　　“奴死之耗，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
　　这句话的意思是，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
　　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
　　谈判还是继续，到第二年（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又派人来了。
　　可这人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
　　但你要说皇太极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就在七大恨后面，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
　　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还把死去的老爷子搬出来，实在辛苦。
　　袁崇焕是很幽默的，他在回信中，很有耐心地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
　　过了一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把袁崇焕批驳七大恨的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他也没忘了谈，这次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也减了半。
　　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还要干，在这一点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同时，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是朝鲜。
　　天启七年（1627）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相当稳定，依然是一如以往地不经打，一个月后平壤就失陷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
　　朝鲜失陷，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了，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失陷，就失陷了吧。
　　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皇太极没有谈判的诚意。
　　话这么说，袁崇焕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忙着砌砖头。
　　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他就开始修墙了，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他还把几万民工直接拉到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

[1540]

　　此外，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关宁防线。
　　光修墙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他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人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
　　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差不多了，双方都满意了。

　　打吧。
　　天启七年（1627）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揭开序幕。
　　此时出战，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分割、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
　　天启七年，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紧缺粮食。
　　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

　　为解决粮食问题，皇太极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

　　没办法，吃不上饭啊，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与其闹腾我不如闹你们，索性就带他们去抢吧。
　　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袁崇焕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等待着后金抢粮队到来。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如日中天，威信很高，属下十分服气。

　　不服气的人也是有的，比如满桂。
　　其实满桂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率教。
　　在宁远之战时，赵率教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桂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率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
　　可赵率教不去。
　　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
　　所以不去。
　　当时情况危急，满桂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要跟赵率教算帐。
　　于是袁崇焕出场了，现在他是辽东巡抚，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要和稀泥的。
　　但是他万没有想到，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

[1541]

　　因为满桂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了水，说他拉偏架。
　　原因在于，宁远之战前，满桂是宁远总兵，袁崇焕，是宁前道。满桂的级别比袁崇焕高，但根据以文制武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
　　战后，满桂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升到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袁崇焕依然不如满桂，但论地位，他依然比满桂高。
　　这就相当麻烦了，要知道，满桂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他砍人头攒钱（一个五十两）的时候，袁举人还在考进士，且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瞎搅和什么？
　　外加他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爽，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至于袁崇焕，他本人曾自我介绍过：“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首！”
　　于是来来往往，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桂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随你怎么用，不要在这儿用）。
　　满桂气得不行，又干不过袁崇焕（巡抚有实权），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督师王之臣那里。
　　王之臣也是文官，所以也和稀泥，表示满桂也是个人才，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
　　按说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督师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袁崇焕几句，于是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乞休）。
　　王督师顿时火冒三丈，也上了奏疏，说自己要引退（引避）。
　　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
　　但朝廷毕竟是朝廷，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
　　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人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经抚不和（指熊廷弼和王化贞），丢掉很多地方，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了。
　　然后表示，你们两个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也一起背，舒坦了吧！
　　命令下来后，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识趣，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桂留任，继续共同工作。
　　不久之后，袁崇焕任命满桂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然而这件小事，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1542]

　　但不管有什么后遗症，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
　　满桂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张开怀抱等你。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
　　他的六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
　　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张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锦州城的守将是赵率教。
　　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赵率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不能开门），去找皇太极谈判。
　　这两个人的到来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老子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就打，要么投降，谈什么判？

　　但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回信，希望赵率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
　　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晚上没信，到了第二天，还是没信。
　　于是他向城头瞭望，看到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

　　这场战役中，赵率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就不是锦州守将，只不过是恰好呆在那里，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被围在锦州了。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也就是自己了，无可奈何，锦州守将赵率教就此出场。
　　但细一分析，问题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十多万，山海关有五万人，宁远有四万人，锦州只有一两万，兵力不足且不说，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怎么能开打呢？
　　所以他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
　　皇太极果然名不副实，对太极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五月十三日，想明白了，攻城。
　　六万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
　　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

[1543]

　　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
　　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谈判。
　　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赵率教估计是烦得不行，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一声大吼：

　　“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可攻不可说也）”
　　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只能硬拼，后金军随即蜂拥而上，攻击城池。

　　但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实在太过严重，后金军看见大炮就眼晕，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就是不动。
　　皇太极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一封，再让人去送，没人送。
　　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毫无回音。
　　傻子都明白，你压根就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投降？

　　但皇太极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

　　皇太极欣喜若狂，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
　　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向上喊话，又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
　　皇太极很愤怒，因为他被人涮了，但问题是，涮了他，他也没办法。
　　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会让他绝望。

　　清晨，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热情，实在天色太晚，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
　　皇太极很高兴，又派出了使臣，可是到了城下，明军依然不给开门。
　　这批使臣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赵率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
　　“你们退兵吧，我大明给赏钱！（自有赏）”
　　就在皇太极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
　　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下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

[1544]

　　这封书信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一千人，我这里只出十个人，谁打赢了，谁就算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
　　所谓一千人打不过十个人，比如一千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十个拿机枪的特种兵，一千个平民打不过十个超人，都是很可能的。

　　在这点上，皇太极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狡猾，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引明军出战。
　　但书信送入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率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
　　究其原因，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三国演义》是后金将领的标准兵书，人手一本），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
　　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他娘到底想怎么样？
　　其实赵率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谁让你来这么早，搞得老子走也走不掉，投降又说不过去，只好等援兵了，可是空等实在不太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作消遣仅此而已。
　　正月十六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
　　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桂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一万人。
　　六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应泰以五万明军，列队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一塌糊涂，连自己都搭了进去。
　　六年后，满桂带一万人，去锦州打六万后金军。

　　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管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在满桂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十六日抵达塔山附近的笊篱山。

　　按照战前的部署，援军应赶到锦州附近，判明形势发动突袭，击破包围。
　　然而这个构想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笊篱山巡视——莽古尔泰。
[1545]

　　这次偶遇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片刻惊讶后，满桂率先发动冲锋。
　　后金军毫无提防，前锋被击溃，莽古尔泰虽说比较蠢，打仗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倚仗人多，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
　　因为大家都很忙，莽古尔泰来巡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桂来解围，但按目前形势，自己不被围进去就算不错，所以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回各家。
　　几乎就在满桂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
　　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率教。
　　然而不幸的是，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的手中。
　　信的内容，让皇太极极为震惊：

　　“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七万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
　　至此，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地说，是诡计。
　　锦州被围，援军就这么多，所以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蒙古兵等等，你说多少就多少，在这点上，袁崇焕干得相当好，因为皇太极信了。
　　五月十七日，他更改了部署。
　　三分之一的后金军撤除包围，在外城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四面八方（蒙古、宣府等）的援军，过几天就到。
　　六万人都没戏，剩下这四万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
　　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也无语，明知不可能的事，还要几次三番去做，且乐此不疲，到底什么心态，实在难以理解。
　　估计城内的赵率教也被他搞烦了，原本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弹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
　　五月十九日，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了。
　　很明显，除了三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拨人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

　　但问题是，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
　　
　　

[1546]

　　这样的失败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
　　但在此之前，他打算再试一次。
　　五月二十日，后金军发动了最后的猛攻。
　　在这几天里，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大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以此类推。

　　五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撤退。

　　但他的撤退相当有特点，因为他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
　　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
　　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
　　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
　　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地失去辽东
　　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队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里迎来辉煌的胜利。
　　宁远决战
　　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抵达宁远。
　　一年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反正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然而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幕奇特的场景。
　　按照惯例，进攻是这样开始的，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后金军架好营帐，准备云梯、弓箭，然后开始攻城。
　　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
　　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满桂、祖大寿率军，驻守西门，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宁远守军共三万五千余人，位列城外，准备迎战。
　　现在的袁崇焕，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不用龟缩城内，不用固守城池，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了，这个阵势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等等看看先。
　　看了半天，他明白了——这是挑衅，随即发出了怒吼：

　　“当年皇考太祖（努尔哈赤）攻击宁远，没有攻克，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现在敌人在外布阵，如果还不能胜，我国威何存？！”
　　
　　
　　

[1547]

　　皇太极认为，不打太没面子，必须且一定要打，但有人认为，不能打。
　　所谓有人，是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换句话说，四大贝勒里，三个都不同意。
　　虽说皇太极是拍板的，但毕竟是少数派，双方陷入僵持。
　　于是皇太极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
　　三个人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

　　对这三位大哥级人物，皇太极还是给面子的：至少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
　　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实在太嚣张了，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率全军发动了总攻。

　　很多时候，愤怒者往往是弱者。
　　三位贝勒毫无提防，事已至此，只能跟着冲了。
　　但当他们冲到城边时，才终于发现，明军敢来单干，是有原因的。
　　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
　　袁崇焕之所以摆这个阵势，是因为他认定，关宁铁骑的战斗力，足以与后金骑兵抗衡，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没说不用大炮。
　　皇太极认为，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
　　袁崇焕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大炮是可以发射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
　　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截断增援，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
　　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满桂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
　　一直以来，在后金军的眼里，明军骑兵很好欺负，一打就散，一散就跑，一跑就死，很明显，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如此。
　　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时起，自信就变成了绝望。

　　首先，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铁制大棒，抡起来呼呼作响，撞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种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实在太过缺德。

　　而且这帮人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点不害怕，且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
　　

[1548]

　　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崩溃。
　　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满桂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
　　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不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训练，且装备先进武器三眼火铳（即当枪打，又当棒使），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根据袁崇焕的原则“以辽人守辽土”，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因为根据以往长期实践，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什么积极性，爱打不打，反正丢了就丢了，正好回老家。
　　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他们已经无家可归，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
　　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条原则：“以辽土养辽人”。

　　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怎么分。更有甚者，据说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帐。
　　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了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
　　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实在没有天理。
　　所以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地契为证）。
　　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时不时还射两枪，威慑力极大，后金军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
　　而与此同时，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
　　皇太极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情，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
　　在他的指挥下，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战斗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
　　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1549]

　　锦州出事了

　　自五月十二日进攻开始，就一直呆在城里不露头的赵率教终于出现了，他没有出来喊话，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又冲了出来，回到了城中。
　　这招实在太狠，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以致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在做梦。
　　当赵率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
　　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皇太极的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对城下的这些留守人员，是可以趁机打几下的，当然，要等他们的主力走远点。
　　这次进攻导致后金军伤亡近五百人，更重要的是，它让皇太极认识到，锦州不是安全的后方，那个死不出头的赵率教可能随时出头，将自己置于死地。
　　他打算放弃了，但按照以往的习惯，临走前，他还要再试一把。

　　后金军对宁远发动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进攻，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尽管未能攻破关宁铁骑，部分后金军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
　　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很深的沟。
　　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的一支特殊部队——车营。
　　车营，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冲击组建的战斗团体，由步兵和战车组成，作战时推出战车，挖掘战壕，阻挡骑兵冲击，并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攻击说不上，防守是没问题的。
　　没戏了，毕竟马不是坦克，开不过去，在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后，后金军彻底放弃，退出了战斗。

　　五月二十九日，皇太极离开宁远，向锦州撤退。
　　宁远之战，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桂身中数箭（没死），他和将领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死。
　　但在后金方面，死得就不只是马了，其伤亡极为惨重，贝勒济尔哈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廉和瓦克达重伤，将领觉罗拜山、备御巴希战死，仅仅一天，后金损失高达四千余人。
　　皇太极走了，他原本以为能超越他的父亲，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然而事实是，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几个洞，这一次，他连城墙都没摸着。
　　回去吧，皇太极同志，宁远是无法攻克的，回家消停几年再来。
　　
　　
　　

[1550]

　　偏不消停
　　皇太极并不较真，但这次例外，因为他刚刚上任，面子实在是丢大了，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攻击锦州。
　　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
　　五月三十日，皇太极到达锦州，再次合围。

　　他整肃队伍派出骑兵，击鼓、鸣号，呐喊示威，可就是不打。
　　非但不打，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五里外的地方。五里，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
　　就这样，白天派人去城边吼，晚上躲在营帐发抖，一连五天，天天如此。
　　六月四日，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
　　进攻的重点是锦州南城，后金军动用大量云梯，冒死攻城。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大想讲了，因为皇太极是个很烦人的家伙，啥新意都没有，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一直到他，这么多年，都没什么长进，后金军一批批上，一批批死，又一批批火化，毫无进展。
　　赵率教这边也差不多，他虽然进攻不大行，打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守着城池，用大炮，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按照程序操作，十分轻松。

　　而且趁着后金军撤走的这几天，赵率教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时，能在这里停上一会，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

　　战斗继续着，确切地说，不是战斗，而是屠杀。
　　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不是被轰上天，就是被打下沟，尸横遍野。不过客观地讲，赵率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人打死就直接进了沟，管杀，也管埋。
　　就这样，高效率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后金军伤亡极大，按赵率教的报告，打死不下三千，打伤不计其数。

　　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但很有可能是零，因为在整个战斗中，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包括沟里），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
　　打仗也是要计算成本的，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七万多人，按一天损失三千人的打法，他还能打二十多天。
　　这生意不能再做了。

　　六月五日，皇太极撤军，算是彻底撤了。
　　

[1551]

　　第二天，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此处空无一人，于是皇太极下令——拆了。
　　泄愤需要，理解万岁。
　　战役至此结束，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五日，在长达二十余天中，后金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金惨败告终，史称“宁锦大捷”。
　　在这场战役中，后金军伤亡极大。据保守估计，应该在一万人左右，多名牛录战死，退回沈阳。

　　该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捣腾自己，后金是没戏的。
　　六月六日，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袁崇焕向朝廷报捷：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诸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
　　天启皇帝回应：
　　“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峰！”
　　皇帝很高兴，大臣很高兴，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
　　现在是天启七年（1627）六月，很明显，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天启七年（1627）七月初一，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身体有病，辞职。
　　一般说来，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
　　袁崇焕的情况更复杂一点，首先是有人告他，且告得比较狠。
　　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李应荐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还用了个专用名词——“暮气”。
　　“暮气”大致就是晚上的气，跟没气也差不了多少，用这个词损人，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如果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你还没见过世面。明代的言官，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啥人物都敢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这只是小儿科。
　　此外，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
　　宁锦大战后，论功行赏，最大的功劳自然是魏忠贤，头功；其次是监军太监；再其次是太监（什么都没干的）；再再其次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崔呈秀等等等等；再再再其次，是魏忠贤的从孙（时年四岁，学龄前儿童），封侯爵。
　　袁崇焕的奖励是：升一级，赏银三十两。
　　如果是个老实人，也就罢了，袁崇焕的性格，要让他服气，那是梦想。

　　

[1552]

　　而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干下去，就没意思了。
　　说到底，要想干出点成绩，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罩着，按此标准，袁崇焕只能算个体户。
　　许多书上说，袁崇焕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所以阉党容不下他，把他赶走了。
　　这个说法有部分不是胡扯，也就是说，有部分是胡扯，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但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也没什么影响力，既不是首犯，也不算从犯，你要明白，阉党也是人，事情也多，也没功夫见人就灭，像袁崇焕这类人物，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
　　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袁崇焕的档案实在太黑，比如，他中进士时，录取他的人是韩旷（东林党大学士），提拔他的人是侯恂（东林党御史），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模范东林党），如此背景，没抓起来就算是奇迹了，虽说他本人比较乖巧，但要魏公公买他的帐，也不太现实。
　　基于以上原因，他提出辞职，基于同样原因，他的辞职被批准。
　　死了上万人，折腾几十天，连块砖头都没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人妖手里。
　　妖风

　　魏忠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妖了，不是人，而是妖。

　　解决掉东林党，没有敌人了，就开始四处闹腾刮妖风了。
　　最先刮出来的，是那个妇孺皆知的称号——九千岁，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简称，全称是“九千九百岁爷爷”。
　　阉党的贵孙们尽力了，由于天生缺少部件和职位的稀缺性，魏人妖当不上万岁，所以只能九千九百了，用数学的角度讲，应该算极限接近。

　　除称号外，魏公公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个很牛的官衔，就不列出来了，因为我算了一下，总计两百多字，全写出来比较麻烦。
　　光有称号和官衔是不够的，人也得实在点，吃穿住行，还得买房子。
　　简单点说，除了不穿龙袍，魏公公的待遇和皇帝基本是一样的，至于房子，魏公公也不怎么挑，只是比较执着——看中了就要。
　　而且他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只要，不怎么买。
　　比如参政米万钟，在北京郊区有套房子（园林别墅），魏忠贤看中了，象征性地出了个价，要买，米万钟不卖。
　　魏忠贤同意了，他免了米万钟的官职，直接占了他的房子，一分钱都没花。
　　

[1553]

　　在强买强卖这个问题上，魏忠贤是讲究平等的，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全都一视同仁。如某位权贵有座大院子，魏忠贤想要，人家没给，魏忠贤随即编了个罪名，把他绕了进去，还打了几十棍。
　　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外，魏忠贤也没忘了家乡。他的老家河北肃宁，一向很穷，以出太监闻名，现在终于也露了脸。为了让肃宁人民时刻感受到魏公公的光辉，他专门拨款（朝廷出），重新整修了肃宁城，一个小县城，挖了几条护城河，还修了三十座敌楼，城楼十二栋，大炮就安了上百门，实在有够夸张。
　　问题在于，魏公公不忘家乡，却忘了老乡，肃宁的穷光蛋们还是穷光蛋，除了隔三差五被拉去砌墙，生活质量没啥改善。
　　肃宁是个县城，且战略地位极其不重要，修得跟碉堡似的，这么穷的地方，请人来抢人家都未必来，搞得南来北往的强盗们哭笑不得

　　搞笑的是，十几年后，后金军入侵河北，经过这里，本来没打算抢肃宁，但这城墙修得实在太好，忍不住好奇心，就攻了一下，想打进去看看里面有多少钱。而更搞笑的是，肃宁太过坚固，任他们死攻活攻，竟然没能够攻进去（进了白进）。
　　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是魏公公这样的人，如果下定决心要做点事，也是可以做成的。
　　吃喝不愁了，有房子了，光宗耀祖了，官位称号都有了，还缺吗？

　　还缺。
　　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以下几种：金钱、权力、地位，这些魏忠贤全都有了。
　　但最重要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得到。
　　那是无数帝王将相梦寐以求，却终究梦断的奢望——入圣。

　　成为圣贤，成为像老子、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为万民景仰，为青史称颂！
　　问题是，魏公公不识字，也写不出《论语》、《道德经》之类的玩意，现在还镇得住，再过个几十年就没辙了。
　　为保证长治久安，数百年如一日地当圣人，魏忠贤干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是修书，虽然他不识字，但他的龟孙还是比较在行的，经过仔细钻研，一本专著随即出版发行，名为《三朝要典》。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在这本书里，讲了三个故事。
　　

[1554]

　　第一个故事叫梃击，讲述疯子张差误闯宫廷，被王之寀诱供，以达到东林党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个故事叫红丸，说的是明光宗体弱多病，服用营养品“红丸”，后因体弱死去，无辜的医生李可灼被诬陷。
　　第三个故事移宫，是最让人气愤的，一群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恶霸，趁皇帝死去，闯入宫中，欺负弱小，赶走了善良的寡妇李选侍。
　　为弘扬正义，澄清事实，特作本书，由于瞎编时间短，作者水平有限，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
　　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愤怒，很多人的愤怒，浙党、楚党、方从哲，以及所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还有那个拉住轿子，被杨涟喝斥的小人物李进忠。
　　为圆满完成对东林党人的总清算，除此书外，魏忠贤还弄出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名单——东林点将录。
　　几年前，为了抓住伊拉克的头头们，美军特制了一副扑克牌，把人都印在上面，抓人之余还能打牌，创意备受称赞。

　　但和几百年前的魏公公比起来，美军就差的太远了，他的敌人们统统按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归类编印成册，每个人都有对应外号，读来琅琅上口，而且按牌数算，美军只有一副扑克，只能打斗地主，魏公公能做两副打拖拉机。
　　这份东林点将录的内容相当精彩，排第一的托塔天王，是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第二男主角及时雨宋江，由大学士叶向高扮演。

　　戏中其余主角，以排名为序，不分姓氏笔画：
　　玉麒麟卢俊义——吏部尚书赵南星饰演
　　入云龙公孙胜——左都御史高攀龙饰演

　　智多星吴用——左谕德缪昌期饰演
　　鉴于以下一百余人中没有路人甲、宋兵乙之流，全部有名有姓有外号有官职，篇幅太长，故省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斗争中给魏人妖留下深刻印象的杨涟和左光斗，都得到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杨涟扮演的，是大刀关胜，而左光斗，是豹子头林冲。
　　当然了，创意并不是魏公公首创的，灵感爆发的撰写者是王绍徽，时任吏部尚书，这位王尚书并非等闲之辈，据说他虽然惟命是从，毫无道德，人品低劣，但相当女性化，长相柔美，还特别喜欢给人起外号，所以江湖上的朋友给他也取了个响亮的外号——王媳妇。
[1555]

　　王媳妇向来尊重长辈，特别是对魏公公，他知道自己的公公不识字，写得太复杂看不懂，但《水浒》还是听过的，所以想了这么个招。
　　魏公公很高兴，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一本自己能够看懂的书，兴奋之余，他跑去找皇帝，展示这个文化成果。
　　可是当皇帝拿到这份东林点将录的时候，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公公跳河的问题：
　　“什么是《水浒》？”

　　魏公公热泪盈眶了，他终于遇到了知音：在这世上，要找到一个文化比他还低的人，是太不容易了。

　　本着扫除文盲的决心和责任，魏文盲对朱文盲详细解说了水浒的意义和内容。

　　皇帝满意了，他翻开首页，看到了托塔天王李三才，随即问了第二个让魏公公崩溃的问题：
　　“谁是托塔天王？”

　　如此朋友实在难寻，有生以来，魏公公第一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问，他马上将自己听来的托塔天王晁盖的故事和盘托出，从生平、入行当强盗、智取生辰纲，梁山结义等等，娓娓道来
　　然而他还没有讲完，皇帝大人就用一声大喝打断了他：
　　“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
　　讲坏话竟然讲出这个效果，那一刻，魏忠贤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失败。
　　他闭上了嘴，收回了这本书，再没有提过，至于他回去后有没有找王媳妇算帐，就不知道了。
　　除著书立言外，魏公公成为圣贤的另一个标志，是修祠堂。

　　所谓祠堂，是用来祭奠祖先的，换句话说，供在里面的都是死人，而魏公公是唯一一个供在里面，却又活着的人。

　　修祠这个事，是浙江巡抚潘汝桢先弄出来的，为表尊重，他把魏公公的祠堂修在西湖边上，住在他旁边的也是位名人——岳飞（岳庙）。
　　这个由头一出来，就不得了了，全国各地只要有点钱的，就修祠堂，据说袁崇焕同志也干过这活。

　　为显示对魏公公的尊重，祠堂选址还专挑黄金地段，比如凤阳的祠堂，就修在朱元璋祖宗皇陵的旁边。南京的祠堂，竟然修在了朱元璋的坟头，重八兄在天有灵，知道一个死太监竟敢跟自己抢地盘，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

[1556]

　　但最猛的还是江西，江西巡抚杨邦宪要修祠堂，唯恐地段不好，竟然把朱圣贤（朱熹）的祠堂给砸了，然后在遗址上重建，以表明不破不立的决心。
　　书写完了，祠堂修了，魏人妖当圣人的日子不远了，各种妖魔鬼怪就跳出来了。
　　最能闹腾的，是国子监监生陆万龄，他公然提出，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忠贤修祠堂。他还说，当年孔子写了《春秋》，现在魏公公写了《三朝要典》，孔子是圣贤，所以魏公公也应该是圣贤。
　　无耻的人读过书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无耻。
　　由于这个人的恶心程度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搞得跟魏忠贤关系不错的一位国子监司业（副校长）也受不了了，表示无法忍受，辞职走人。
　　面对如此光辉的荣誉，魏忠贤的内心没有一丝不安，他很高兴，也希望大家都高兴。

　　但这实在有点难，因为他并不是圣贤，而是死太监，是无恶不作、无耻至极的死太监。要想普天同庆，万民敬仰，只能到梦里忽悠自己了。
　　捧他的人越多，骂他的人也就越多，朝廷不给骂，就在民间骂，传到魏公公耳朵里，魏公公很不高兴。
　　可是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背后骂你两句，你能如何？

　　魏公公说，我能。
　　他自信的来源，就是特务。
　　作为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对阴人一向很有心得，在他的领导下，东厂特务遍布全国，四下刺探。
　　比如在江西，有一个人到书店买书，看到《三朝要典》，就拿起来看，觉得不爽，就说了两句。
　　结果旁边一人突然爆起，跑过来揪住他，说自己是特务，要把他抓走，好在那人地头熟，找朋友说了几句话，又送了点钱，总算没出事。
　　这个故事虽然悲剧开头，好歹喜剧结尾，下一个故事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恐怖电影。
　　这个故事是我十多年前读古书时看到的，一直到今天，都没能忘记。
　　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夜，四周无人，四个人在密室（或是地下室）交谈，大家兴致很高，边喝边谈，慢慢地，有一个人喝多了。

　　酒壮胆，这位胆大的仁兄就开始骂魏忠贤，越骂越起劲，然而奇怪的是，旁边的三个人竟然沉默了，一言不发，在密室里，静静地听着他开骂。
　　突然，门被人踢破了，几个人在夜色中冲了进来，把那位骂人的兄弟抓走，却没有为难那三个旁听者（请注意这句话）。

[1557]

　　这意味着，在那天夜里，这几人的门外，有人在耐心地倾听着里面的声音。
　　他们不但听清了屋内的谈话，还分清了每个发言的人，以及他说话的内容。

　　这倒没什么，当年朱重八也干过这种事。
　　但最为可怕的是，这几个人，只是小人物，不是大臣，不是权贵，只是小人物。
　　深夜里，趴在不知名的小人物家门口，认真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随时准备破门而入。
　　周厉王的时候，但凡说他坏话的，都要被干掉，所以人们在路上遇到，只能使个眼色，不敢说话，时人称为暴政。
　　然而魏公公说，在家说我坏话，就以为我不知道吗，幼稚。
　　周厉王实行政策后没几年，百姓渐渐不满，没过几年，他就被赶到山里去了。
　　魏公公搞了几年，什么事都没有。
　　严嵩在的时候，严党不可一世，也拿徐阶没办法；张居正在的时候，内有冯保，外有爪牙，依然有言官跟他捣乱，魏公公当政时期，这个世界很清净。
　　因为他搞定了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
　　除了皇帝，他可以干掉任何人。
　　包括皇帝的儿子和老婆。
　　事实上，他也搞到了皇帝的头上。
　　对于天启皇帝，魏忠贤是很有好感的，这人文化比他还低，干活比他还懒，业务比他还差，如此难得的废柴，哪里去找？
　　所以魏忠贤认定，在自己的这块自留地上，只能有这根废柴，任何敢于长出来的野草，都必须被连根铲除。

　　所谓野草，就是皇帝的儿子。
　　天启皇帝虽然素质差点，但生儿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到天启六年，他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天启三年十月，皇后生下一子，早产，夭折。
　　十余天后，慧妃生下第二子，母子平安，皇帝大喜，大赦天下，九个月后，夭折。

　　天启五年十月，容妃生子，八个月后，夭折

　　我相信，明代坐月子的水平就算比不上今天，也差不到哪去，搞出这么个百分百死亡率，要归功于魏忠贤同志的艰苦努力。
　　比如第一个皇子，由于是皇后生的，大肚子时直接下手似乎有点麻烦，但要等她生下来，估计更麻烦，经过反复思考后，魏忠贤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方法，除掉这个孩子。

[1558]

　　我确信，该方法的专利不属于魏忠贤（多半是客氏），因为只有女人，才能想出如此专业，如此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
　　按某些史料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皇后腰痛，要找人治，魏公公随即体贴地推荐了一个人帮她按摩，这个人在按摩时使用了一种奇特的手法，伤了胎儿，并直接导致皇后早产，是名副其实的无痛“人”流。
　　如此杀人不见血之神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这一招数流传下来，
　　无数药厂、医院估计就要关门大吉了。
　　这件事情虽然流得相当利索，但传得相当快，没过多久，宫廷内外都知道了，以至于杨涟在写那封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把这条也列进去。
　　但皇帝不知道，估计就算知道，也不信。
　　此后，皇帝大人的两个儿子，虽然平安出生，但几个月后就都去见列祖列宗了。
　　可惜，关于这两起死亡事件，没有证据显示跟魏公公有关，充其量只是嫌疑犯。问题在于，他是唯一的嫌疑犯，所以只能委屈他，反正他身上的烂帐多了去了，也不在乎这一件。
　　除了皇帝的儿子外，皇帝的老婆也没能保住。
　　比如裕妃，原本很受皇帝宠信，但由于怀了孕，魏忠贤决定整整她，联合客氏，把她发配到冷宫。

　　更恶劣的是，他还调走了裕妃身边的宫女，让她单独在宫里进行生存训练，连水都没给，最后终于饥渴而死。

　　此外，慧妃、容妃、甚至皇后，只要是皇帝宠信的，能生儿子的，全部都挨过整。

　　魏忠贤的努力，最终换来了胜利的成果：登基六年的天启皇帝，虽然竭尽全力，身心健康，依然毫无收获。
　　魏忠贤的动机很简单，他并不想当皇帝，只是害怕生出了太子，长大后比他爹聪明，不受自己控制，就不好混了。
　　这个算盘没有打错，毕竟皇帝大人才二十二岁，还有很多时间，再享个十几年的福，让他生儿子也不迟。
　　更何况从大臣到太监，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即使新皇帝即位，也是自己说了算，世间已没有敌人了。
　　天启六年（1626），情况大抵如此。

　　但事实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二十二岁，不过历史记载，他临终时，也只有二十三岁。
　　其次，魏公公是有敌人的，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敌人虽不起眼，却将置他于死地。

[1559]

　　我知道，所有的场景，荒唐的，奇异的，不可理解的，都在上天的眼里，六年前，他送来了一个女人，把魏忠贤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创造了传奇。
　　现在，他决定终结这个传奇，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而承担这个任务的，也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做张嫣。
　　就在六年前，当客氏和魏忠贤打得火热，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十五岁的张嫣进入了皇宫。
　　作为河南选送的后妃人选，她受到了皇帝的召见。
　　面试结果十分之好，张嫣年级很小，却很漂亮，皇帝很喜欢，并记下了她的名字。
　　而当客氏见到她时，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她的直觉告诉她，她所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
　　于是她去向皇帝哭诉，执意反对，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
　　一贯对他言听计从的皇帝，第一次违背了奶妈的意愿，无论客氏哭天抢地，置若罔闻。
　　非但如此，十几天后，他竟然把这个女孩封了皇后，史称懿安皇后。
　　客氏是个相当精明的人，她认为，这个女孩太过漂亮，会影响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但是她错了。
　　这个女孩不但漂亮，而且精明，她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还将夺走她所有的一切。
　　虽然张皇后才十五，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五十多，自打入宫起，就开始跟客氏干仗，且丝毫无惧，时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九千岁恨得咬牙切齿，没有办法。
　　到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
　　这件事情让客氏高兴了很久，然而她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
　　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客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双方矛盾开始激化，由一本书开始。

　　此后不久的一天，皇帝来到了张皇后的寝宫，发现她正在看书，于是发问：
　　“你在看什么书？”　　　　　　　　　　　　　　　　
　　“《赵高传》。”
　　皇后这样回答。
　　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
　　很快，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十分愤怒，决定反击。

[1560]

　　第二天，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大惊失色，立刻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
　　此事非同小可，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密审查。
　　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
　　魏忠贤想坑的人，叫做张国纪——张皇后的父亲。
　　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也跑不掉。
　　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时，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

　　这个人表示，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
　　不过这位仁兄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

　　只用一句话，他就说服了魏忠贤：
　　“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
　　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
　　皇后是干不倒了，那就一心一意跟着皇帝混吧。
　　可是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皇帝病危。
　　病危，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魏忠贤很伤心，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以后就难办了。
　　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

　　明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足足有七个。

　　不过很可惜，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皇帝朱由校。

　　而另一个，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十七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
　　对于朱由检，魏忠贤并不了解，但他明白，十七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难度是很大的。
　　废柴难得，所以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
　　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负众望，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

　　他说，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
　　出于好奇，我找到了这个药方。

[1561]

　　药名：仙方灵露饮，配方如下：
　　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筒蒸煮，木筒底部镂空，安放金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流入银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银瓶满了为止。
　　金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有长寿之功效。

　　事实证明，灵露确实是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后，感觉很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
　　其实对此药物，我也有所了解，按以上配方及制作方法，该灵露还有个更为通俗的称呼——米汤。

　　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

　　真是蠢到家了。
　　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依然头都不回地朝黄泉路上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
　　痛定思痛，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
　　当皇帝将死未死之时，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呈秀，问他，大事可行否？
　　狡猾透顶的崔呈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
　　魏忠贤再问，崔呈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他才发了句话：我怕有人闹事。
　　直到现在，魏忠贤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
　　他找到客氏，经过仔细商议，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腹子。反正宫里的事是他说了算，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为万无一失，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人告诉她，我找好了孕妇，等到那个谁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
　　这是文明的说法，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比如宫里的事我管，你要不听话，皇帝死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皇后回答：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
　　说完，她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
　　按常理，这种事情，只要让皇帝知道了，是必定完蛋的。
　　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

[1562]
　　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他就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
　　皇帝非常高兴。
　　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脑袋也就只剩一团浆糊了。

　　所以魏忠贤相信，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
　　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不但有心眼，而且很有耐心，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她终于让这个人相信，传位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

　　很快，住在信王府里的朱由检得到消息，皇帝要召见他。
　　在当时的朝廷里，朱由检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悄无声息，什么梃击、红丸、移宫、三党、东林党、六君子，统统没有关系。
　　他一直很低调，从不发表意见，当然，也没人征求他的意见。
　　但他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
　　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
　　“来，吾弟当为尧舜。”

　　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知道。
　　朱由检惊呆了，像这种事，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
　　而且他一贯知道，自己的这位哥哥比较迟钝，没准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他随即做出了答复

　　“臣死罪！”
　　意思是，我不敢答应。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1627）八月十一日。
　　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
　　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可推辞。
　　朱由检顿时明白，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了。

　　八月二十二日，足足玩了七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二十三。
　　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

[1563]

　　疑惑
　　魏忠贤的意图很明显，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下一个继任者。
　　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迎：

　　“你进宫干什么？”

　　“皇上驾崩了，你不知道？”
　　“谁告诉你的？”

　　“皇后。”
　　魏忠贤确信，女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了遗诏，召集英国公张维迎入宫。

　　在朝廷里，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了，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了，他还在那里。
　　张维迎接到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即位。
　　事已至此，魏忠贤明白，没法再海选了，十七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
　　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
　　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
　　按照以往程序，要先读遗诏，然后是劝进三次。

　　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意当皇帝，必须劝他当。
　　之所以劝进三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三次，才当。

　　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
　　和无数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三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
　　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张皇后走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耳边，对他说出了诚挚的话语：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勿食宫中食）！”
　　这就是新皇帝上任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
　　他会意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张皇后有点杞人忧天，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他登基的时候，随身带着干粮（大饼），就藏在袖子里。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
　　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有四个拟好的年号，供他选择：
　　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选择时，必须谦虚谨慎。
　　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
　　第二个是咸嘉，朱由检也说不好；
　　第三个是乾圣，朱由检还说不好；

　　最后一个是崇祯。
　　朱由检说，就这个吧。

[1564]

　　自1368年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以来，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二百五十九年，换过十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它最后的名字。
　　和以往许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坐了整整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

　　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都可能被人干掉。

　　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
　　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
　　“你等一等。”
　　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
　　“好剑，让我看看。”
　　但他并没有看，而是直接放在了桌上，并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
　　太监很高兴，也很纳闷，然后，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

　　“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
　　当所有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呆在这里，皇帝请吃饭。
　　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
　　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
　　但事实上，魏忠贤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想控制这个人。
　　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有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
　　几天后，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四个漂亮的女人。
　　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
　　这个理论是比较准确的，但对皇帝，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行，送给他还未必肯要。

　　对此，魏忠贤相当醒目，所以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
　　所谓迷魂香，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后，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就此而言，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

　　但他万万想不到，这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据内线报告，崇祯压根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
　　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她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
[1565]

　　在许多的史书中，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人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
　　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
　　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

　　其实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时，崇祯对他就很客气，见面就喊“厂公”（东厂），称兄道弟，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这个人相当够意思。
　　经过长期观察，魏忠贤发现，崇祯是不拘小章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
　　这样的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
　　然而魏忠贤并不这样看。
　　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
　　为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使用一个方法。
　　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一，魏忠贤突然上书，提出自己年老体弱，希望辞去东厂提督的职务，回家养老。

　　皇帝已死，靠山没了，主动辞职，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

　　就在当天，他得到了回复。
　　崇祯亲自召见了他，并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他对魏忠贤说，天启皇帝在临死前，曾对自己交代遗言：
　　要想江山稳固，长治久安，必须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就是魏忠贤。
　　崇祯说，这句话，他从来不曾忘记过，所以，魏公公的辞呈，我绝不接受。

　　魏忠贤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崇祯竟然如此坦诚，如此和善，如此靠谱。
　　就在那天，魏忠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个听招呼的人，就没有必要撕破脸。
　　崇祯没有撒谎，天启确实对他说过那句话，他也确实没有忘记，只是每当他想起这句话时，都禁不住冷笑。
　　天启认为，崇祯是他的弟弟，一个听话的弟弟；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一个白痴的哥哥。
　　虽然只比天启小六岁，但从个性到智商，崇祯都要高出一截，魏忠贤是什么东西，他是很清楚的。
　　而他对魏公公的情感，也是很明确的——干掉这个死人妖，把他千刀万剐，掘坟刨尸！
　　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耀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没有治国的能力，没有艰辛的努力，却占据了权位，以及无上的荣耀。

[1566]

　　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了。
　　他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有皇帝罩着，谁也动不了他。
　　现在皇帝换人了，没人再管这条狗，却依然动不了他。
　　因为这条狗，已经变成了狼。
　　崇祯很精明，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敌人有多么强大。

　　除自己外，他搞定了朝廷里所有的人，从大臣到侍卫，都是他的爪牙，身边没有盟友，没有亲信，没有人可以信任，他将独自面对狼群。
　　如果冒然动手，被撕成碎片的，只有自己。
　　所以要对付这个人，必须有点耐心，不用着急，游戏才刚刚开始。
　　目标，最合适的对象
　　魏忠贤开始相信，崇祯是他的新朋友。
　　于是，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三，另一个人提出了辞呈。
　　这个人是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
　　她不能不辞职，因为她的工作是奶妈。
　　这份工作相当辛苦，从万历年间开始，历经三朝，从天启出生一直到结婚、生子，她都是奶妈。

　　现在喂奶的对象死了，想当奶妈也没辙了。
　　当然，她不想走，但做做样子总是要的，更何况魏姘头已经探过路了，崇祯是不会同意辞职的。
　　一天后，她得到了答复——同意。
　　这一招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既然不同意我辞职，为什么同意客氏呢？
　　崇祯的理由很无辜，她是先皇的奶妈，现在先皇死了，我也用不着，应该回去了吧。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前任刚死就去赶人，但这是她提出来的，我也没办法啊。
　　于是在宫里混了二十多年的客大妈终于走到了终点，她穿着丧服，离开了皇宫，走的时候还烧掉了一些东西：包括天启皇帝小时候的胎发、手脚指甲等，以示留念。
　　魏忠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走了，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他开始怀疑，崇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正逐渐将自己推入深渊。
　　还不晚，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
　　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所以动手之前，必须证实这个判断。
　　第二天（九月初四），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职。
　　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题目。
　　客氏被赶走，还可能是误会，毕竟她没有理由留下来，又是自己提出来的。而王体乾是魏忠贤的死党，对于这点，魏忠贤知道，崇祯也知道。换句话说，如果崇祯同意，魏忠贤将彻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
　　那时，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1567]

　　一天后，他得到了回复——拒绝。
　　崇祯当即婉拒了王体乾的辞职申请，表示朝廷重臣，不能够随意退休。
　　魏忠贤终于再次放心了，很明显，皇帝并不打算动手。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七。
　　两个月后，是十一月初七，地点，北直隶河间府阜城县
　　那天深夜，在那间阴森的小屋里，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这个判断。
　　王体乾没有退休，事实上，这对王太监而言，并非一件好事。
　　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却惊奇地发现，事情发展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九月十五日，皇帝突然下发旨意奖赏太监，而这些太监，大都是阉党成员。
　　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在第二天，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都察院副都御史杨所修上疏弹劾。

　　杨所修弹劾的并不是魏忠贤，而是四个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太仆寺少卿陈殷，巡抚朱童蒙，工部尚书李养德。

　　这四个人的唯一共同点是，都是阉党，都是骨干，都很无耻。
　　虽然四个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把柄满街都是，杨所修却分毫没有提及，事实上，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特别——不孝。
　　经杨所修考证，这四个人的父母都去世了，但都未回家守孝，全部“夺情”了，不合孝道。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当年的张居正就被这件事搞得半死不活，拿出来整这四号小鱼小虾，很有意思。

　　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他的心腹，特别是崔呈秀，是他的头号死党，很明显，矛头是对着他来的。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杨涟、左光斗死后，朝廷就没人敢骂阉党，杨所修跟自己并无过章，现在突然跳出来，必定有人主使。
　　而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魏忠贤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一天后，皇帝做出了批复，痛斥杨所修，说他是“率性轻诋”，意思是随便乱骂人，
　　经过仔细观察，魏忠贤发现，杨所修上疏很可能并非皇帝指使，而从皇帝的表现来看，似乎事前也不知道，总之，这只是个偶发事件。

[1568]

　　但当事人还是比较机灵的，弹劾当天，崔呈秀等人就提出了辞职，表示自己确实违反规定，崇祯安慰一番后，同意几人回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坚决留下了一个人——崔呈秀。
　　事情解决了，几天后，另一个人却让这件事变得更为诡异。

　　九月二十四日，国子监副校长朱三俊突然发难，弹劾自己的学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

　　这位陆万龄，之前曾介绍过，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什么在国子监里建生祠，魏忠贤应该与孔子并列之类的屁话，都是他说的，连校长都被他气走了。
　　被弹劾并不是怪事，奇怪的是，弹劾刚送上去，就批了，皇帝命令，立即逮捕审问。
　　魏忠贤得到消息极为惊恐，毕竟陆万龄算是他的粉丝，但他到底是老江湖，当即进宫，对皇帝表示，陆万龄是个败类，应该依法处理。
　　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非常满意，夸奖了他两句，表示此事到此为止。
　　处理完此事后，魏忠贤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家，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头。
　　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他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一个好消息。
　　他的铁杆，江西巡抚杨邦宪向皇帝上书，夸奖魏忠贤，并且殷切期望，能为魏公公再修座祠堂。
　　魏忠贤都快崩溃了，这是什么时候，老子都快完蛋了，这帮孙子还在拍马屁，他立即向皇帝上书，说修生祠是不对的，自己是反对的，希望一律停止。
　　皇帝的态度出乎意料。崇祯表示，如果没修的，就不修了，但已经批准的，不修也不好，还是接着修吧，没事。
　　魏忠贤并不幼稚，他很清楚，这不过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故作姿态而已。

　　但接下来皇帝的一系列行动，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
　　几天后，崇祯下令，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
　　免死铁券这件东西，之前我是介绍过的，用法很简单，不管犯了多大的罪，统统地免死，但有一点我忘了讲，有一种罪状，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谋逆。　　转自：山东工业技师学院招生就业资讯网（www.gyjsxy.nev.cn）
　　没等魏忠贤上门感谢，崇祯又下令了，从九月底一直下令到十月初，半个多月里，封赏了无数人，不是升官，就是封荫职（给儿子的），受赏者全部都是阉党，从魏忠贤到崔呈秀，连已经死掉的老阉党魏广微都没放过，人死了就追认，升到太师职务才罢手。
　　魏忠贤终于放弃了最后的警惕，他确信，崇祯是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