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七卷（上）_山东工业技师学院招生就业资讯网

　　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下“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字样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的所有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
　　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名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那个将其变为现实，并创下不朽功业的人，还在静静地等待着。
　　总而言之，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徐阶总要插一脚，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就得当光杆司令。　　转自：山东工业技师学院招生就业资讯网（www.gyjsxy.nev.cn）
　　[1013]
　　那就这样吧，反正也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专心修道炼丹，争取多活两年才是正经事。
　　徐阶就这样接管了帝国的几乎全部政务，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在他的卓越政治领导之下，国库收入开始增加，懈怠已久的军备重新振作，江浙一带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万历年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起源于此。
　　你成你的仙，我干我的活，大家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都好办。在一片沉寂之中，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
　　徐阶着实松了一口气，闹了那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老天爷还真是不甘寂寞，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了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
　　但请不要误会，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是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奏疏比以前多了很多，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互相攻击的，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
　　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炼丹修道，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人要面子，谁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也要绕七八个弯才好开口，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
　　但这封奏疏的出现，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
　　奇文共享，摘录如下：
　　“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之前有个陶仲文，您不是很信任他吗？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他不也死了吗？”
　　这是骂修道，还有：
　　“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阿谀奉承，刻意逢迎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错了，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
　　[1014]
　　具体是哪些呢，接着来：
　　“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二十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说句公道话，他虽不上朝，还是办事的），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
　　这是公事，还有私生活：
　　“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即陶仲文所说的“二龙不可相见”理论），不顾父子的情分，您天天在西苑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真奇了怪了，关你屁事），这样做是不对的。”
　　此外，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可谓是千古名句，当与诸位重温：
　　其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
　　其二，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们都成为了穷光蛋，他们早就不鸟你了。
　　综观此文，要点明确，思路清晰，即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骂，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
　　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
　　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得能出书，且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一百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
　　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跨度增加四百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行列。
　　嘉靖愤怒了，自打生出来他还没有这么愤怒过，自己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平时又没啥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炼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
　　再说工作问题，你光看我这二十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子还在西苑加班批改奏章，不然你以为国家大事都是谁定的。
　　还有老子看不看儿子，过不过夫妻生活，你又不是我爹，和你甚相干？
　　所以在嘉靖看来，这不是一封奏疏，而是挑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大吼道：
　　“快派人去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人给跑了！”
　　说话也不想想，您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能跑到哪里去？
　　[1015]
　　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关键时刻，一个厚道人出场了。
　　这个人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十分机灵，只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
　　“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估计是不会跑的。”
　　黄锦的话一点也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澡，换好衣服，端正地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着那一刀了。
　　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那他就不是海瑞了。
　　青天在上
　　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
　　但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
　　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要想功成名就，青史留芳，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张居正），就是运气特别好（张璁），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海瑞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运气也不怎么好，每到一个工作岗位，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最终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为了万人景仰的传奇人物。
　　正德九年（1514），海瑞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倒也不差，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还算混得不错，可偏偏他爹海翰脑袋不开窍，到死也只了个秀才，而且死得还挺早。
　　父亲死的时候，海瑞只有四岁，家里再没有其他人，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海瑞的那几位叔叔伯伯实在不怎么厚道，明明家里有人当官，海瑞却没沾过一点光，童年的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母亲每天都要做针线活贴补家用。
　　很明显，在海氏家族中，海瑞家大概是很没地位的，大家都看死这对母子闹不出什么名堂，实际情况似乎也差不多，海瑞同学从小既不会作诗，也不会作文，没有一点神童的征兆，看情形，将来顶了天也就能混个秀才。
　　虽说境况不太乐观，但海瑞的母亲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家里多穷多苦，她都保证海瑞吃好喝好，并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
　　这就是海瑞的童年生活，每天不是学堂，就是他娘，周围的小朋友们也不找他玩，当然海瑞同学也不在乎，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016]
　　很多史料都对海瑞的这段经历津津乐道，不是夸他刻苦用功，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而在我看来，这全是扯淡，一挺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
　　此外，小时候的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顽强个性，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遇到过许多人，他却始终信任，并只信任一个人——母亲。
　　在困苦的岁月里，是母亲陪伴他、抚养他，并教育他，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有过孩子，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说句寒心的话，他压根就不在乎。
　　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他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
　　然而他的智商实在有限，水平就摆在那里，屡考屡不中，考到二十多岁，连个秀才都混不上，没办法，人和人不一样
　　但海瑞先生是顽强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继续考！就这么一直磨下去，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他光荣地考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
　　说来惭愧，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杨廷和、徐阶相比，海瑞先生的业绩实在太差，人家在他这个年纪都进翰林院抄了几年文件了。就目前看来，将来海瑞能混个县令就已经是奇迹了，说他能干部长，那真是鬼才信。
　　当然海瑞自己从没有任何幻想，对他而言，目前的最大理想是考中举人。
　　那就接着考吧，不出例外，依然是屡考不中，一直到他三十六岁，终于柳暗花明了，他光荣地考中举人。
　　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去京城考进士，海瑞同学，奋斗！努力！
　　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再进京，再考试，再落榜，再回家。一眨眼六年过去了。
　　奋斗过了，努力过了，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考了，啥也不说了，去吏部报到吧。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在明朝，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要等，等现任官死得多了，空缺多了，机会就来了，但许多举人宁可屡考不中，考到胡子一大把，也不愿意去吏部报到。有官做偏不去，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人家是有苦衷的。
　　[1017]
　　首先这官要等，从几年到几十年，就看你运气如何，寿命长短，如果任职命令下来的时候，正赶上你的追悼会，那也不能说你倒霉。
　　其次这官不好，但凡分给举人的官，大都是些清水衙门的闲差，小官，什么主簿、典史、教授（从九品，不是今天的教授）之类的，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要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那就是祖坟起了火，记得一定回去拜拜。
　　再次这官要挑，别以为官小就委屈了你，想要还不给你呢！你还得去吏部面试，大家排好队站成一排，让考官去挑，文章才学都不考，也没时间考，这里讲究的是以貌取人，长得帅的晋级，一般的待定，歪瓜裂枣的直接淘汰。顺便说一句，相貌考核有统一规范，国字脸最上等，宽脸第二，尖嘴猴腮者，赶回家种红薯
　　最后这官窝囊，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
　　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有人记，出了事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
　　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子命好。
　　海瑞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好在他运气还不错，只等了五年，就等来了一个职位——福建南平县的教谕。
　　所谓教谕，是教育系统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福建南平县的教育局长，这么看起来，海瑞的这个官还不错。
　　如果这么想，那就错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可没什么油水，没有扩招，也没有择校费，更不用采购教材，四书五经就那么几本，习题集、模拟题、密卷之类的可以拿去当手纸，什么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考不中科举全他娘白费。
　　而县学教谕的上级，是府学的教授，前面说过，教授是从九品，教谕比教授还低，那该怎么定级别呢？这个不用你急，朝廷早就想好了，这种职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不入流。
　　也就是说你还算是政府公务员，但级别上没你这一级，不要牢骚，不要埋怨，毕竟朝廷每月还是发工资给你的嘛.
　　[1018]
　　就这样，海瑞带着老母去了南平，当上了这个不入流的官，这年他四十一岁。
　　已经四十多岁了，官场的青春期已过，就算要造反也过了黄金年龄，海瑞却踌躇满志，蓄势待发，换句话说，那是相当有战斗力，把这个不入流的官做得相当入流。
　　县学嘛，就是个读书的地方，只要你能考上举人，上多久课，上不上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一直以来，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现在不同了，既然海瑞来了，大家就都别走了。
　　他规范了考勤制度，规定但凡不来，就要请假，有敢擅自缺课者，必定严惩，而且他说到做到，每天都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一个都不能少。
　　这下学生们惨了,本来每天早退旷课都是家常便饭，现在突然被抓得死死的，这位局长大人脸上又总是一副你欠他钱的表情，于是不久后，海瑞先生就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绰号——海阎王。
　　难熬归难熬，但学生们很快也发现，这位海阎王倒有个好处——从不收礼金。
　　所谓礼金，就是学生家长送给老师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什么鸡鸭鱼肉海鲜特产，一应俱全。说实话，这玩意谁也不想送，但如果不送，难保老师不会特意关照你的儿女：置之不理，罚搞清洁，罚坐后排等等，那都是手到擒来。
　　但海阎王不收，不但不收礼金，也不为难学生，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虽然他很严厉，却从不因个人好恶惩罚学生。所以在恐惧之余，学生们也很尊敬他。
　　其实总体说来，这个职业是很适合海瑞的，就凭他那个脾气，哪个上级也受不了，干个小教谕，也没什么应酬，可谓是得心应手。
　　但人在江湖漂，总要见领导，该来的还是要来。
　　一天，延平知府下南平县视察，按例要看看学堂，海瑞便带着助手和学生出外迎接，等人一到，两个助手立马下跪行礼，知府同志却还是很不高兴，因为海瑞没跪。
　　不但不跪，他还正面直视上级，眼睛都不眨。
　　知府五品，海瑞没品，没品的和五品较劲，这个反差太大，心理实在接受不了，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发火又成何体统，于是知府大人郁闷地走了，走前还咕嘟了一句：
　　“这是哪里来的笔架山！”
　　两个人跪在两边，中间的海瑞屹立不倒，确实很像个笔架，也真算是恰如其分。
　　[1019]
　　虽然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大家都听到了，由于这个比喻实在太过形象，所以自此以后，海瑞先生就有了第二外号——海笔架，两个外号排名不分先后，可随意使用。
　　大家都慌了，海瑞却若无其事，他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教育官员不下跪，那是圣贤规定的（哪个圣贤待查），我听圣贤的话，有什么错？
　　知府大人不爽了，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一位巡按御史前来拜访了，前面提过，所谓巡按御史，虽说才六七品，却能量极大，能干涉巡抚总督的职权，何况是小小的知府。
　　知府诚惶诚恐，鞍前马后地服侍，御史大人摸着撑饱的肚皮，边打嗝边说：下去看看吧。
　　这一去，就去了南平，消息传下来，知县也紧张了，御史说到底是中央干部，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能要人命，于是他带领县城的全部官员，早早地迎候在门口，等着御史大人光临。
　　御史来了，知县一声令下，大家听从指挥，整齐划一、动作规范地跪了下来，除了海瑞以外。
　　这回知县麻烦大了，上次不过是三个人，笔架就笔架，也没啥，这次有几百个人，大家都跪了，你一个人鹤立鸡群，想要老子的命啊！
　　御史大人也吃了一惊，心里琢磨着，这南平县应该没有比自己官大的，好像也没有退休高干，这位哥们是哪根葱？
　　等他弄清情况，顿时火冒三丈，但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发火，只好当没看见，随便转了转，连饭都没吃就走人了。
　　知县擦干了冷汗，就去找海瑞算账，破口大骂他故意捣乱，可海瑞同志脸不红气不喘，听着他骂也不顶嘴，等知县大人骂得没力气了，便行了个礼，回家吃饭去了。
　　软硬不吃，既不图升官，也不图发财，你能拿他怎么样？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因为无欲，所以刚强。
　　海瑞确实没有什么欲望，他唯一的工作动力就是工作，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拿朝廷的工钱，就要给朝廷干活，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
　　这样的一个人，要想升迁自然是天方夜谭，但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最不想升官的，偏偏就升了，还是破格提升。
　　[1020]
　　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意外地接到吏部公文，调他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
　　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此之前，海瑞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花名册上能不能找到名字都难说，现在竟然连升六个品级，成为了七品知县！
　　无数举人拼命钻营送礼拍马屁，几十年如一日，无非是想捞个知县退休，海瑞干了四年，别说礼物，苍蝇都没送一只，上级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么一个人，怎么就升官了？
　　原因比较复杂，据说是福建的学政十分欣赏海瑞，向上着力推荐了他，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谕，他的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干出了成效，这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对于帝国而言，马屁精固然需要，但那些人是拿来消遣的，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找有能力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大员们心里都有数。
　　于是海瑞揣着这份任命状，离开了福建，前往浙江淳安，在那里，他将开始新的传奇。
　　在城门口，海瑞见到了迎接他的县里主要官员，包括县丞、主簿、典史，当然，也有教谕。个个笑容可掬，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并纷纷捶胸顿足，叹息海县令怎么没早点来。
　　这些仁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叹息当初为啥没有向朝廷请愿，把这人早点赶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他一到地方，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陋规一概废除，大家要加深认识，下定决心，坚决执行。
　　所谓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美其名曰计划外收入，历史最悠久，使用最频繁的有两招，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淋尖踢斛，具体方法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陋规也不断推陈出新，到了海瑞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上瞒朝廷、下宰百姓、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完美体系。
　　我们说过，明代的官员工资是很低的，虽说勉强能够过日子，但辛辛苦苦混个官，不是为了过日子的，明代的官嘛，出门要有轿子，家里要有仆人，没准还要多娶几个老婆，你突然要他勤俭章约，那就是要他的命。
　　海瑞就打算要他们的命。
　　[1021]
　　海大人发布了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
　　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我们不收你也不收吗？他们相信等到这三把火烧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他始终没有松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他自己从不坐轿，步行上下班，从不领火耗，每天吃青菜豆腐，穿着几件破衣服穿堂入室。
　　完了，看起来这兄弟是玩真的，不但是火把，还是个油库，打算用熊熊火焰燃烧你我。
　　一定要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之中！
　　不久后，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都头也请假了。总而言之，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
　　这既是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是不上道，就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玩得转。
　　他们端起了茶，翘起了腿，准备等看好戏，最终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
　　没有师爷，不要紧，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人管治安，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
　　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了起来，每天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每天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瑞自己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浇水施肥，连菜钱也给省了。
　　就这么七省八省，海县令还是过得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与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他是县太爷，估计丐帮长老都不信。
　　情况就是如此了，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地种菜，大家的心里越来越慌，这位大爷看来是准备长期抗战了，无奈之下，只好各归其位，灰色收入还是小事，要被政府开除，那就只能喝风了。
　　[1022]
　　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不干也不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
　　久而久之，大家逐渐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也渐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为他们发现，海县令可谓是全方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
　　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油水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面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地捞点好处。所以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到，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
　　淳安虽然比较穷困，财政紧张，但这笔钱生死攸关，是绝对省不得的，历任知县去京城出差，至少都要用到近千两，这还算是比较章省的。
　　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绝无仅有——五十五两。
　　此数字包括来回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
　　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我来告诉你：上路时，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带着几张大饼，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赶得上驿站就住驿站（驿站凭县衙介绍信不要钱），赶不上绝不住私人旅馆，找一草堆也能凑合一宿。
　　到了京城，能不应酬就不应酬，要非吃不可，随便找个面摊大排档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要使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争取多吃点，回去的路上还能多顶一阵，顺便把下顿的饭也省了。
　　遗憾的是，即使你能做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纪录，因为海瑞先生瘦，还是精瘦（可以参考画像），吃得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
　　与得罪京官相比，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但要和后来他得罪的那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
　　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半个月，还要准备许多给门房的红包。
　　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方法，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且一分钱没花，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挣了好几千两银子。
　　[1023]
　　说到底，这事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虽说他本人也贪，但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可惜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
　　话说胡公子有一个习惯——旅游，当然他旅游自己不用花钱，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一路走过来就一路吃，一路拿，顺便挣点零花钱，这还不算，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走回头路，拿回头钱。
　　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知府知县盼着他去，毕竟是总督的儿子，能美言两句也是好的，反正招待费不用自己出，何乐而不为。
　　但是海瑞不愿意，在他看来，国家的钱也是钱，绝对不能乱花，对此很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也好，不愿意也罢，该来的还是要来。
　　在一次游览途中，胡公子恰好经过淳安，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招待所，等着县太爷来请安，事情就此开始。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海瑞的回答却只有一句：
　　“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管他做甚？”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请胡公子用饭，海瑞先生自己吃糙米饭，喝咸菜汤，他招待客人的水平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传来，胡公子大发脾气，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管理员吊起来狠打了一顿。
　　大家都急了，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海瑞却把桌子一拍，大喊一声：
　　“还反了他了，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
　　这个天才的创意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看见没人动，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加了一把油：
　　“去打就是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本来就不待见你，竟然还敢逞威风，打不死你个兔崽子！
　　好，这可是你说的，反正有人背黑锅，不打白不打，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拼，虽说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业打手，被海扁了一顿，这还不算，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着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公。
　　[1024]
　　人打完了，瘾过足了，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打了人家的儿子，抢了人家的钱，还不收拾你，那就真是没有天理了。
　　海瑞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无须害怕，这件事情他能搞定。
　　怎么搞定？去磕头请安送钱人家都未必理你！
　　不用，不用，既不用送钱，也不用赔礼，只需要一封信而已。
　　事实确实如此，万事如意，天下太平，一封信足矣。
　　奇迹啊，现将此信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县都要章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儿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示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充入国库，并把此人送到你那里去，让你发落。
　　胡宗宪看到之后哭笑不得，此事就此不了了之，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胡宗宪依然抗他的倭，倒是那位胡公子，据说回去后又挨了老爹一顿臭骂，从此旅游兴致大减。
　　这是一段为许多史书转载的记录，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上，在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重要信息：
　　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穿破衣烂衫，处事坚决不留余地，却并不是个笨人，蠢人做不了清官，只能当蠢官。
　　而隐藏得更深的一点是：胡宗宪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但胡宗宪要收拾他，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总督要整知县，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儿子被打了，脸也丢了，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所以他虽然不是个好父亲，却实在是个好总督。
　　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但说到底，还是因为遇见了好人，下一次，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说来惭愧，明代人物众多，但能上兄弟这篇文章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好，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
　　就以严党为例，其实严嵩的手下很多，我算了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二十多个（包括南京及都察院同级别官员在内），当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本着本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名词解释：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在极品中突出坏得掉渣的坏人），在其中只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其中赵文华是配角，鄢懋卿龙套。
　　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说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
　　[1025]
　　真是机缘巧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
　　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盐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电筒也找不出闪光点，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俭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章约。
　　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安路过，海瑞不想接待，也没钱接待，希望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
　　于是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
　　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
　　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那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了嘛。
　　卑职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
　　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发现这哥们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
　　海瑞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
　　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两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人人都知道，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砍柴，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
　　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接过肉一声不吭地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的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
　　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
　　“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
　　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1026]
　　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的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了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
　　于是，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
　　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似乎很可笑，不是吗？
　　我不觉得。
　　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
　　这和发年终奖无关，要知道，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
　　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劣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
　　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您去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祝您一路顺风。
　　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
　　完了，彻底地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
　　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嘉兴的官员们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统统都去找，务必要把海瑞赶走。
　　很快，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是都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鄢懋卿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
　　[1027]
　　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穷地方，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鄢懋卿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
　　鄢懋卿的直觉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衡。
　　在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的人，自然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衡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
　　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是个副部长。
　　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衡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此时他四十九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已是他的宿命。
　　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闻名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都不会相信。
　　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地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
　　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
　　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此时是嘉靖四十三年（1554），还没到三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
　　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
　　[1028]
　　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疏，用他的正直痛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
　　在明代，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
　　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得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最、杨爵、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得打个半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事实证明，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咧。
　　基于这种动机，在骂人的时候，诸位言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的好。
　　海瑞偏偏就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
　　他不是不清楚呈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得进去，凑合能用就行。
　　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她说：
　　“记得到时把我放进去就是了。”
　　如果说杨继盛是死劾，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下山崖，那叫失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
　　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
　　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
　　[1029]
　　不听话的下属
　　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章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
　　因为皇帝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他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
　　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
　　忠诚、尽责和正直。
　　于是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
　　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你要明白，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
　　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
　　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
　　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号人，平时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
　　[1030]
　　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比如徐阶同志。
　　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里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
　　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1031]
　　嘉靖四十五年( 1566)三月，经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1032]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5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呆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呆在西苑的值班房，坐下就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呆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有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1033]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帐，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1034]
　　天才，就是天才
　　当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在京城晃悠了大半年，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
　　“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1035]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
　　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二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
　　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
　　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
　　“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
　　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
　　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
　　“国器！国器！”
　　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
　　“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
　　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
　　[1036]
　　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的情章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
　　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
　　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
　　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
　　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
　　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
　　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作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
　　[1037]
　　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
　　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
　　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
　　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
　　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
　　[1038]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
　　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火章。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都找不到，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压根就不存在。
　　说到底，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
　　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照”、“棣”、“基”之类的现成字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就算凑合了。
　　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也照样拼一个。
　　而这位辽王朱宪火章（为省事，以下称辽王）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
　　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
　　归根结底，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
　　 “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你再看你……”
　　被念叨了十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
　　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
　　[1039]
　　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下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
　　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说到底，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
　　但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
　　虽说藩王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
　　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
　　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力，
　　这就是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
　　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1040]
　　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
　　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
　　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
　　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
　　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
　　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
　　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
　　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
　　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
　　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
　　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
　　[1041]
　　在这一年，“庚戍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
　　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
　　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以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
　　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竞不敢出一言，何则？！
　　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
　　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
　　小子，你还太嫩了。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1042]
　　从神通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呆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做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1043]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已任。
　　所谓以天下为已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1044]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打枪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能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你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就错了.
　　[1045]
　　在徐党中，张居正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藩，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滴。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上，徐阶兄，我服了你！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照这个势头看，即使要去炸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
　　而这一切，张居正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
　　[1046]
　　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
　　右谕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四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谕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
　　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这样，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高考时是他批的卷）。
　　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
　　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朴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
　　郭朴是他的同乡兼战友，就不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
　　[1047]
　　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叔大（张居正字叔大）外，尽为无能之辈。
　　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这要换了个人，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对他刮目相看。
　　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
　　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那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以君之材，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
　　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
　　在那一刻，五十二岁的高拱与三十九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
　　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
　　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遗憾的是，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有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
　　[1048]
　　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
　　这下子胡应嘉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
　　完喽，胡应嘉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对此事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
　　无奈之下，胡应嘉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博。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
　　很快，他就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
　　其次，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
　　最后，高拱曾把自己西苑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
　　这三个情况看上去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应嘉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
　　我曾整理过明代言官的奏疏，看过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但要论阴险毒辣之最，那还要算是胡应嘉的这封大作，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
　　 “臣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身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值庐（即值班房）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
　　毒，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提议立太子，都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是要另起炉灶吗？
　　按照嘉靖的性格，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日，即是高拱毙命之时。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应嘉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还能得到他的赏识。
　　顺便提一下，胡应嘉是徐阶的老乡。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应嘉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想怒也怒不了了。
　　[1049]
　　此时的嘉靖同志已经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阎王那里报到，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应嘉的弹章？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入了高拱的手中。
　　当高拱看完这份奏疏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到郭朴，商量反击的对策。
　　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应嘉，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
　　嘉靖死了
　　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那才是怪事。
　　要知道，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据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金（Au）、银（Ag）、汞（Hg）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
　　嘉靖是个好同志，就这么些玩意，他一吃就是四十年，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是坚强地活到了六十岁，奇迹，真是奇迹。
　　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四十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写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
　　嘉靖是个聪明人，十六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到，武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幅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
　　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
　　嘉靖很自私，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
　　总之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
　　不过如此
　　所以对他的死，也只有一个字可形容：
　　该!
　　[1050]
　　不朽
　　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第一个接到死讯的人，是徐阶。
　　当然，你要指望他号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
　　他立刻下达了命令：
　　“把张居正叫来！”
　　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一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里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
　　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置可否。
　　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
　　但他还是激动了，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
　　“要写一道遗诏，我来拟，你来写。”
　　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
　　在明代，皇帝活着的时候可能发布过无数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
　　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嘱，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您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
　　遗诏在手，天下在握。
　　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
　　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眼光中充满了得意。
　　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这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
　　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二十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嘉靖，痛斥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举国欢腾，许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上，失败，太失败了。
　　凭借着这封遗诏（作者大家心里有数），徐阶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但事实上，在那个夜晚，这封遗诏并不是徐阶最为得意的成就。
　　[1051]
　　真正的收获是张居正。
　　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
　　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都不知道，统统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
　　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朴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你！
　　不久高拱得知，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什么级别？凭什么拟遗诏！
　　他大吃一惊，又怒不可遏，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精。
　　一天之后，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靖的死讯，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开始分配工作，买菜的买菜，买肉的买肉，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然后请牢里的一位犯人吃饭。
　　这个犯人名叫做海瑞。
　　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作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相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
　　现在皇帝死了，以海瑞的名头，自然是无罪开释，加官进爵，看守们也想求个进步，便打算投个机，请海大人吃一顿，将来也好有个照应。
　　饭菜送到牢房里，海瑞一看，有鱼有肉，再一算，太上老君的生日还差得远，自己的生日更不靠谱，明白了，这是断头饭。
　　所谓断头饭，就是杀头前吃的饭，一般说来都还不错，咱中国人仁义，坚决不给阎王增加负担，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去报到。当然了，这顿饭一般人都吃不下去——心理压力太大。
　　可要搁到海瑞身上，那就是两说了，海猛人二话不说，提起筷子就刨，狼吞虎咽，吃完了还要添，等到盘子能够照出人影，他终于吃完了。
　　然后他坐了下来，看着看守，那意思是我吃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看守被他那种找死的眼神看得发毛，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海先生，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驾崩了，您很快就能出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堪称史上之奇观。
　　[1052]
　　在听到这句话后，海瑞呆了一会，然后突然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喘不过去，然后就开始吐，先吐这顿的，再吐上顿的，最后是黄胆水。
　　看守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魂不附体，紧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敢动。
　　海瑞是真哭，嘉靖死了，他很悲伤，说来真有点讽刺意味，嘉靖信任严嵩、信任徐阶，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结果一个把他当工具，一个把他当傀儡，唯一为他的死而感到悲哀的人，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
　　嘉靖，原来你竟如此的孤独。
　　而对于海瑞的这一表现，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捧他的人刻意回避，压根不提，骂他的人说这是他愚昧与盲从的集中体现。
　　记得在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说岳全传》，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在每本连环画的前言部分，会介绍本集故事梗概，但无论是哪一集，下面总会有这样一句话：请读者注意，岳飞的行为是封建忠君思想的体现，应该予以批判。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句相当无耻的话。
　　封建社会嘛，又没有民主推荐、差额选举，除非你自立门户，不然除了忠君还能忠谁，难不成去信上帝？
　　在封建时代，就做封建时代的事，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觉悟，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海瑞没有看过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书，嘉靖活着的时候，海瑞骂他，是尽本分，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他，也是尽本分。
　　本分，本分而已。
　　但哭是哭不死的，哭完了还得活，不出看守们所料，海瑞很快就被释放了，几年之后，他将再次出山，并闹出更大的事情。
　　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也包括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定，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的那本书。
　　三十年多前，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他曾三次参加乡试，不过运气不太好，总是考不上，于是一气之下，便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
　　虽说名落孙山总是一件悲痛的事，但这个人的落榜实在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庆祝，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时珍。
　　[1053]
　　事实上，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因为他的父亲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也有点钱，但在那年头，四书五经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就是杂人了。
　　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就是瞧不起你！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千叮咛万嘱咐，将来千万不能从医。
　　李时珍是听话的，但就是考不上，你有什么办法？更为麻烦的是，二十岁的时候，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
　　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
　　在我看来，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
　　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
　　这么看来，现在医院里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二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一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上百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
　　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却越来越大。
　　于是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
　　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他答应了。
　　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
　　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给我送过来。
　　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
　　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
　　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
　　[1054]
　　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李时珍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
　　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
　　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活个七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可他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至少也要活个七八百才够本。
　　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地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
　　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莫能助了。
　　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见过最穷的贫民，也看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在表示哀悼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没办法，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
　　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医书不是小说，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
　　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
　　[1055]
　　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人给皇帝都号过脉，那就是御医，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三五十年的。
　　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十三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许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差点植物中毒，一命呜呼。
　　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
　　但他依然执著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经二十六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的所有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
　　《本草纲目》共计十六部，五十余卷，全书记载药物一千九百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佩服），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一万一千多则。
　　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
　　三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欧洲、北美，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
　　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这就够了。
　　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又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
　　对于这个判断，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1056]
　　在很久以前（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很高明，很多人来找他看病。
　　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
　　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战争年代刀剑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您受累了。
　　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但让人高兴的是，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
　　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山区隐居起来。
　　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
　　于是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
　　他笑着回答：
　　 “因为我本就是个医生啊！”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一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
　　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困苦三十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
　　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为人类服务。
　　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
　　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决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
　　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
　　 ——1948年医学日内瓦宣言
　　我知道，李时珍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了。
　　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中，我写下了这一章，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
　　伟大的李时珍医生永垂不朽！
　　[1057]
　　禁书
　　与上一章不同，这一章我考虑了很久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
　　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会有人说我罗嗦，天地良心，我从来不管小事，问题不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写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写，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写完。
　　嘉靖年间是个多事的时代，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忠臣、奸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了。
　　对了，还漏了一个，文人。
　　嘉靖这四十五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否认的——灿烂的文化。
　　除了杨慎、王世贞、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它们分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
　　由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老熟人，所以成书年代也差不多（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它情况不是不祥，就是存在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捉摸。
　　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地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
　　[1058]
　　《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勒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拜水浒所赐）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拜王守仁心学所赐）。
　　即使从文学体裁上讲，它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
　　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了，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专用名词：糟粕），咱们到底是礼仪之邦，有些事情上不得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作者嫌疑人，说起来还和严世藩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就是严世藩。
　　其实就生活腐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藩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藩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是无从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
　　当然，说他们两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藩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比如严世藩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数不胜数，就不多说了。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就是他了。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写了。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五百年中，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人可望其项背，不知道后面那帮人都干嘛去了。
　　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
　　我大致知道许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
　　真正被禁的，是《西游记》。
　　[1059]
　　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章，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皇帝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禁了，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我认为如此。
　　明穆宗朱载垕
　　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
　　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
　　不管怎样，毕竟已经是皇上了，隆庆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
　　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似乎有点不对劲。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面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
　　沉默的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本没有他的份，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面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
　　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的，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只能是重在参与了。
　　而现在看着下面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点感叹：我怎么会呆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1060]
　　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尚宝丞，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
　　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
　　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程序问题。
　　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严厉色，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
　　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势打了个滚：
　　 “那好吧，我也同意。”
　　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事实证明，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
　　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
　　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不愧为老牌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
　　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敬。
　　欧阳一敬，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江湖人送外号——骂神。
　　[1065]
　　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晋应槐罢官。
　　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份，董份罢官。
　　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俞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
　　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陈其学、戴才罢官。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
　　英国公张溶，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隆等等等等。
　　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隆都督是特务头子。
　　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总而言之，在欧阳一敬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二十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两人。
　　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
　　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敬实在是骠悍得紧，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
　　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
　　 “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
　　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
　　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
　　齐康也是御史，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敬，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
　　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敬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
　　这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1567），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朴也退了休。
　　徐阶，算你狠，我们走着瞧！
　　[1066]
　　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
　　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
　　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章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
　　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
　　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
　　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想要出去转转。
　　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
　　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
　　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
　　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
　　隆庆二年（1568）,徐阶六十六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
　　四十八年前，他十八岁，家住松江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
　　 “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
　　四十五年前，他二十一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
　　“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
　　三十八年前，他二十八岁，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
　　“我从未曾依附于你！”
　　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
　　二十年前，他四十六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年前，他六十二岁，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1067]
　　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到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
　　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奋发图强地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
　　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
　　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
　　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
　　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谕竟然当上了都察院佥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
　　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
　　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
　　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回家了，终于。
　　[1068]
　　你的命运，在我的手中
　　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准的，短短两年，高拱和郭朴走了，徐阶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
　　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
　　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
　　隆庆三年（1569），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
　　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
　　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
　　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在内阁混了十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
　　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1069]
　　于是被赶出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
　　十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的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
　　我最早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一向不缺，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认部长的，也不在少数。
　　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
　　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
　　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我发现，有许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
　　邵大侠，真名不详（一说名邵方）、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
　　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年轻人混到二十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
　　正是在京城，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
　　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
　　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
　　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那还要感谢嘉靖同志。
　　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言、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滑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勾外，屁都不敢放一个。
　　[1070]
　　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
　　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
　　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
　　于是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
　　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尽在掌握。
　　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所谓人走茶凉，有时候也不靠谱，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说是这样说，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
　　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而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
　　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朝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兼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
　　但咱们谁跟谁啊，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敬。
　　[1071]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
　　骂神不愧为骂神，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
　　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
　　说起这位赵兄，那也算是老熟人了，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二十年。
　　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
　　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
　　[1072]
　　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首辅，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
　　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
　　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都察院。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
　　对于此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京察！”
　　要明白，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
　　于是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
　　因为陈以勤辞职了。
　　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
　　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去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
　　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
　　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
　　[1073]
　　隆庆三年（1569），海瑞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请注意，不是最大，是最肥。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
　　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
　　“海阎王就要来了！”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
　　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
　　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
　　[1074]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
　　告状不要钱！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
　　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
　　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地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
　　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霉头。
　　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滴。
　　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
　　[1075]
　　不过看在徐阶的面子上，海瑞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
　　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
　　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
　　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六十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
　　于是他又写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
　　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
　　到此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
　　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
　　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
　　最好的工具
　　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
　　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对海瑞的举动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
　　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076]
　　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
　　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
　　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
　　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1077]
　　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1078]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1079]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章，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
　　“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
　　“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1080]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日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
　　那是相当的牛。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
　　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就是这个道理。
　　殷士儋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还得怪他的那张嘴。
　　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胖子，体重一百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
　　殷士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裕王当讲官时经常严辞厉色，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裕王登基，对这位前老师也没什么好感。
　　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
　　这很正常，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士儋明显不符合此条件。
　　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到了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
　　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太监。
　　殷士儋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
　　但老奸巨滑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都给事中韩楫。
　　几天之后，在韩楫的指示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殷士儋同志的老底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都拿来骂，搞得他十分狼狈。
　　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殷士儋只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殷士儋的脾气。
　　于是一场意外就此发生。
　　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内阁开会只有大学士参加，但有时也邀请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来的正是韩楫。
　　[1089]
　　殷士儋不喜欢高拱，本打算打声招呼就走人，一看韩楫来了，顿时精神焕发，快步走上前去，说了这样一句话：
　　“听说韩科长（韩楫是六科都给事中，明代称为科长）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
　　高拱就在现场。
　　殷学士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
　　“成何体统！”
　　好！你肯蹦出来就好！
　　孙子当够了，殷士儋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高拱！陈大人（指陈以勤）是你赶走的，赵大人（指赵贞吉）是你赶走的，李大人（指李春芳）也是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高拱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飚，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殷士儋真是个实诚人，实诚得有点过了头，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
　　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他一顿，就算要走，也够本了！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撒腿就跑，殷士儋也穷追不舍：脸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
　　关键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殷士儋，开始和稀泥：
　　“万事好商量，你这又何必呢？”
　　然而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不给面子，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
　　“张太岳（张居正号太岳），你少多管闲事，走远点！”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谁敢挡我就灭了谁！
　　所幸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来，一拥而上，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好歹没出事。
　　我算了一下，闹事的时候，殷士儋五十六岁，高拱六十岁，张居正最年轻，也四十七岁，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让人钦佩。
　　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作敢当，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
　　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不错，虽说差点被人打，但自己还是赢了，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
　　[1090]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是啊，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
　　况且，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
　　而那个人，只能是我。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先出招的人，竟然是高拱。
　　其实一直以来，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
　　对高拱而言，赵贞吉是可恶的，殷士儋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除外——徐阶。
　　对徐大人，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儿子免罪，当然了，张居正也没白干，他收了三万两白银。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之后的一天，他找到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
　　“老天爷真不公平啊！”
　　张居正没有说话，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而我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高拱确实运气不好，六十多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
　　为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
　　“儿子多，但也不好养活啊！”
　　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张居正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得赌神罚咒，说些如果收钱，出门让车撞死，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最后搞得声泪俱下，高拱才作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我绝对不信，然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给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这是高拱的想法。
　　必须尽快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这是张居正的决心。
　　[1091]
　　一个过于优秀的太监
　　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呢？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
　　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而且这位六十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保。
　　和明代的同行们比起来，冯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得不像个太监。
　　一般说来，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冯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他还喜欢绘画，时常也搞点收藏。
　　比如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最后便“无意”地“顺”（学名叫偷）走了这幅画。
　　事实证明，冯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
　　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类似某某到此一游）。
　　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使劲敲，这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
　　而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皮蒜毛，都得过他们这关。
　　从嘉靖年间开始，冯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
　　[1092]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职务，要知道，东厂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手握兵权，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部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个份上，就算成功人士了。
　　但冯保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
　　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有且仅有一位。
　　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
　　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太监也要论资排辈，按照职务资历，应该是冯保接任，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
　　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是还人情时间。
　　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然而可怜的冯保只能干瞪眼，高拱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
　　那就等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似乎是冯保的痴心感动了上天，陈洪兄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
　　然而高拱又出手了，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
　　冯保出离愤怒了，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家里连骂了三天，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如此激动，倒不全是有人抢了他的职位，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
　　按照规定，要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必须在基层单位或重要岗位锻炼过，这样才能当好领导太监，可是孟冲先生原先的职务却是尚膳监，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因为尚膳监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
　　也就是说，尚膳监的头头孟冲先生，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
　　太欺负人了！上次你找来一个管仓库的，我也就忍了，这回你又找个做饭的，下次莫不是要找倒马桶的？
　　冯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未经过试探、牵手、见家长之类的复杂程序，冯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
　　[1093]
　　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高拱兄实在很难拱，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徐阶，却比徐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
　　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等高拱死。
　　但这种事情哪有个准，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总是私下交流感情。
　　但意外仍然发生了，一天，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但此时天色已晚，为了给冯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保。
　　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
　　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步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
　　这回高拱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人，既然是破事，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张居正没有准备，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上了一幅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
　　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一段时间后，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
　　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保就炸了锅：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一齐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张居正明白，冯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
　　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
　　“再等等。”
　　[1094]
　　无以伦比的天赋，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
　　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机会来临。
　　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有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
　　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一句话，他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
　　这里说一下这位高仪，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干部，重新盖一座就是了。
　　可是高仪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
　　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凑数的，在他看来，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却绝不迟钝。
　　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六十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顺便说一句，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乾清宫（记得带钱买票），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
　　[1095]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冯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
　　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
　　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
　　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
　　“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
　　讲完，走人。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同理，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力方面的问题。
　　此时，最自信的人是高拱，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
　　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
　　“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这回算是反了天了。
　　在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
　　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
　　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
　　[1096]
　　但是激动归激动，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帐慢慢算，咱们走着瞧。
　　只过了一天，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
　　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原来如此！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
　　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定，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雒遒、程文，整夜商议之后，他们订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八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
　　唯一的漏洞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日，第一波攻击开始。
　　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太监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
　　冯保懵了，却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虽说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越来越懒，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
　　冯保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但这个事总得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疏，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
　　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
　　然而高拱却并不生气，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1097]
　　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冯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并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谁管？不就是高拱嘛。
　　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疏，这次就不劳烦你了，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保就头大，要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
　　一念之差，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
　　高拱就是高拱，比冯保有文化得多，轮到他当皇上，大笔一挥唰唰唰，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其大体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疏，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
　　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
　　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
　　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保，你还太嫩。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二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三日，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
　　一大早，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
　　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隆庆皇帝）进送邪燥之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
　　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遒上书，弹劾冯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
　　[1098]
　　这还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陆树德、雒遒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
　　冯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
　　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仪。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
　　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当听从差遣！”
　　为表示决心，他还加上了一句：
　　“除掉冯保，易如反掌！”
　　高拱满意地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
　　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保。
　　至此，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
　　冯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谁？”
　　“皇帝”。
　　冯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
　　面对着冯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1099]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五日
　　冯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
　　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听的，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
　　当然了，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从“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
　　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
　　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即李贵妃）和张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
　　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
　　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这位李寡妇。
　　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
　　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
　　就这么定了！
　　[1100]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成败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
　　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
　　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前几天中暑,就不去了。”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瘫痪，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
　　“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你来当首辅！”
　　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说道：
　　“哪里，哪里，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首辅嘛，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须你让。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不愿看人倒霉。
　　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
　　“先帝宾天（即挂）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
　　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
　　“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
　　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
　　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占着也不是个事，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
　　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地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
　　[1101]
　　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
　　刚看到张居正时，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
　　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屹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
　　啥也别说了，这就是命。
　　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
　　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驿站），毕竟为朝廷干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
　　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真是有够狠。
　　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
　　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张大学士派我来的。
　　张居正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第一个独裁者
　　高拱愤怒了，他不是白痴，略加思考，就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然而为时已晚。
　　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
　　[1102]
　　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荆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
　　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只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到的政治家，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藩，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调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句话，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而现在，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
　　[1103]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1104]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1105]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罗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1106]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县太爷。
　　[1107]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1108]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1109]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1110]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1111]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1112]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1113]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1114]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1115]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章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1116]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1117]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版。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当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1118]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树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1119]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飚，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1120]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干活，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敌人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
　　[1121]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这段时间，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1122]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
　　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1123]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1124]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章哀顺便”，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1125]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1126]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 ,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127]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1128]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1129]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1130]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的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个刀，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
　　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
　　“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王锡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张居正发泄了，王锡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万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了同样的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1131]
　　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还杵了一辈子拐杖。
　　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
　　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
　　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皮开肉绽，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
　　然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打屁股，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
　　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分析，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仗则受，大仗则走）。
　　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碑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
　　但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
　　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了，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有兴趣者，可学习一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1132]
　　找到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面垫一张宣纸（一点就破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
　　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
　　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
　　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郐子手，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就算是炉火纯青了。
　　练这一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
　　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上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的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
　　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所以长久以来，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地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
　　所谓打，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
　　而着实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体质。
　　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
　　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
　　[1133]
　　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
　　原因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很瘦，用拳击术语讲，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
　　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挨打之后还没完，吴中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没资格坐轿子），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划上句号。
　　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
　　但在整个事件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
　　在赵用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
　　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初步照料了自己的丈夫后，便开始在现场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
　　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找到了最大的一块，带回了家，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
　　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
　　[1134]
　　虽然才十五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
　　敢跟我的张先生（皇帝的日常称呼）为难，废了你们！
　　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
　　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
　　事实证明，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杀头），那就消停了吧。
　　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
　　但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dao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
　　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
　　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
　　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
　　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
　　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志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决不妥协。
　　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
　　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力。
　　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
　　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1135]
　　在对他的描述中，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据说他来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
　　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就不是人。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章，比如整顿官场，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辞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情章并不重要。
　　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爱与恨的边缘
　　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以眼前这些小喽罗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1136]
　　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持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
　　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
　　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
　　这句话看上去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摄也。
　　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
　　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仰太岳相公。
　　这幅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
　　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
　　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
　　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
　　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六岁就立了太子，四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三十多年王爷的爹来，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1137]
　　万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
　　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
　　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的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
　　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
　　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一百一十七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八十一件，坏事三十六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
　　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当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
　　[1138]
　　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现在是太后了），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他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慈禧）不知要强多少倍。
　　关于后宫参政问题的调研
　　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
　　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不要动手，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不错。
　　[1139]
　　当年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划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嘛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1140]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在当时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1141]
　　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耍，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1142]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无私志愿者，张居正。
　　[1143]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1144]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 （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1145]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儿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1146]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忌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章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
　　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完蛋去也。
　　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
　　这是冯保，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1147]
　　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
　　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四维。
　　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
　　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看起来，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张四维的父亲，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
　　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面还有。
　　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徽，一个叫张定徽，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杨博的两个孙女。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
　　当然，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
　　然而这一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
　　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
　　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士儋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
　　[1148]
　　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
　　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正是张四维。
　　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
　　好了，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
　　1、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
　　2、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
　　3、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
　　4、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当然，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
　　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万历十一年（1583），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唯恐落后于人。
　　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
　　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
　　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章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
　　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
　　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
　　[1149]
　　而在愤怒之后，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抄家正式开始。
　　其实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
　　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
　　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丘橓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有万人捶，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
　　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没关系，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中gong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
　　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二百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
　　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所谓张凤盘，就是张四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
　　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1150]
　　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
　　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
　　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
　　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
　　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
　　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理，却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1151]
　　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湖广江陵人。
　　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人，人皆称道。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
　　隆庆六年（1572），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1578），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世间已无张居正。
　　一个神秘的年份
　　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
　　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所以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经常到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对不会消极怠工。
　　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
　　万历十一年（1583），北京地区大旱，当年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办法是求雨。
　　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机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
　　而这一次，万历打算自己去。
　　他求雨的地点，在南郊天坛。
　　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兄……是走着去的。
　　[1152]
　　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
　　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至少有五公里。上个月我坐出租车去，还花了二十分钟，而万历是坐11路车去的——两条腿。
　　不但走着去，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也无奈于他的执著——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
　　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
　　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
　　“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
　　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年份的来临。
　　人生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
　　公元755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
　　公元755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
　　八百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十五年。
　　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情，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
　　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
　　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蓟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于是他称病不出，不久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
　　三十六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
　　战功之显赫，四十年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四百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
　　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本了。
　　[1153]
　　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六十岁。去世前留言如下：
　　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我知道，他之一生，已无任何遗憾。
　　第二件大事：海瑞死了。
　　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了老家，没人管他，三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有人管他。
　　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恰恰相反，他们都很去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呆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
　　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瑞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
　　万历十三年（1585），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海瑞七十二岁。
　　海先生是天字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当然，他也没多少东西），就去了南京。
　　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
　　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
　　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大人迎了进来。
　　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都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在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谁敢），只是因为他老人家又升官了。
　　万历兄实在是大方，感觉给个佥都御史（四品）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
　　据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南京都察院的御史们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没空去收拾他们。
　　因为他连家门都出不去。
　　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那架势，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
　　[1154]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南京。
　　海瑞听说此事，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亲自接见了他。
　　可是这个人进来后，只是看着海瑞，行了个礼，然后扬长而去。
　　有人问：你干嘛来？又干嘛走？
　　答：我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
　　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
　　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家家都贴，款式也不一而同，但门神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秦叔宝那一拨人。上千年来也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要求太高，不但要能打，长得还得有特点（想把鬼吓跑，没特点不行）。
　　而现在，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成为门神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此后再无编制）。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得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里也有人挂。据说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具有良好的避邪作用。
　　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闲着，百忙之中仍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疏：
　　根据以往经验，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中，海瑞先生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刑法，对贪污八十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
　　于是大家真的愤怒了，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却是躲都不让人躲，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
　　客观地讲，海瑞的这封文书的确是过分了，且不说剥皮问题，都过了两百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时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
　　但在海瑞看来，他的做法是对的，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
　　[1155]
　　万历兄虽然年轻，但神智也很清醒，他好言抚慰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疏丢进了废纸堆。
　　而海先生在南京日盼夜盼，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那位四十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二十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相当于正部级）的高级官员。
　　这回都察院的仁兄们完蛋了。
　　南京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都察院，所有北京有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毕竟皇帝大人住北京，所以除了南京户部（管理南方户籍）和南京兵部（统领南京军队）外，大多数机构都是摆设。
　　一般说来，只有在朝廷混不下去的，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
　　都察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仅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海先生上任了。
　　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了，于是都察院的御史们总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前途，还不准偷偷懒？
　　海瑞先生的答案是不，他拿出了三十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记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
　　虽然大家明显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
　　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新花样。
　　一次，有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根据明太祖时期律令（注意这个日期），官员请人唱戏违法，所以是打你没商量。
　　因为这件事干得实在有点过，御史们的精神压力开始陡然增大，每日在海先生的恐怖阴影下，战战兢兢，终于有一天，畏惧变成了愤怒。
　　在明代，御史专管骂人，从皇帝到扫地的，想骂谁就骂谁，除了一个例外——御史长官，要知道，那是顶头上司，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
　　现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到了。
　　[1156]
　　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房寰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疏一上来，朝廷就炸了锅。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开始吵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
　　吵到最后，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奇怪。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寰，也不批准海瑞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纳闷。
　　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地供起来。　　转自：山东工业技师学院招生就业资讯网（www.gyjsxy.nev.cn）
　　但绝不能用。
　　说到底，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